西汉法吏张汤的职业生涯

    文景之治后，大汉国力强盛，不过日渐复杂的国事随着帝国的日趋成熟不断涌现，且颇为棘手。武帝即位之初，公卿大夫僭越横行，目无礼法。为了应对时局，武帝从无为转向有为，开始施展强硬而果敢的“威权政治”手腕。他建立了一套以酷吏为执行保障的行政官僚体制，确保其施政方针的落地。在司马迁看来，“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酷吏，即西汉执法残酷无情的法吏，在西汉以张汤为首。

    张汤出身并非名门世家，父为长安丞。他打小受审判程式影响，有模有样地审判过偷食的老鼠，其文辞如老狱吏，其父大惊，从此对他精心培养，以期继承父业。张汤在父亲去世后如愿当上了长安吏，在机缘巧合之下结交了武帝刘彻之舅，当时还只是郎官的田胜。此后，田胜在其姐姐——刘彻之母王娡成为皇后后飞黄腾达，晋升为周阳候，他“大与汤交，遍见贵人”，张汤由此进入了高层。张汤在田胜的帮助下谋到了侍御史一职，后张汤官迁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是陪伴君王左右的内朝大官，伴君如伴虎，张汤更加小心行事。武帝执掌王权之初，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推行法家治国，毕竟秦鉴不远。张汤投其所好，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接受春秋公羊学的治狱观来文饰刑法，同时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等儒经的人补任廷尉史，以决断疑难案件。与同僚交往，更会保护下属，主动揽过而不贪功，广结人缘，为其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即便他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也未曾有多少人反对。

    与张汤共事的酷吏赵禹，虽与张汤是挚友，但与张汤的处世之道完全不同。他为人廉洁孤傲，不私交权贵，以防影响独立办案。张汤则是为人多狡诈，能够以智取胜，驾驭权术，可谓深得法家“法、势、术”三合一的精髓。后来，张汤和赵禹深得武帝信任，成为当时重要的法律起草者。赵禹制定的《朝律》主要是朝贺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是确保皇权的积极立法。张汤制定的《越宫律》主要是宫廷警卫制度，是确保皇权的消极立法。除此之外，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严峻细密，对官吏尤为严格，影响最大的是见知故纵和监临部主之法，这两个法令主要配合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的执政心态，为武帝改革清障。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少府，而张汤名列九卿，升为廷尉。

    削藩是武帝任内的大手笔。此前的推恩令效果有限，恰逢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和江都王刘建谋反，张汤原本对淮南王刘安不予理会推恩令，仍在自己的诸侯国内另行章法颇有微词，奈何武帝念及亲情，对刘安听之任之。当时，因人告状淮南王太子，张汤按律定了淮南王太子死罪，武帝不同意，最后的结果只削减了淮南王的两个县。不久，有人揭发淮南王谋反，张汤“穷究根本”，牵连列侯、豪族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资治通鉴》卷十九）。此后，外戚和藩王得到了整肃，酷吏张汤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帝功业得到巩固。

    武帝在位54年，抗击匈奴长达46年，这是他毕生最专注的事业之一。远征匈奴所需军饷开支巨大，民怨沸腾，在收拾了外戚和藩王之后，武帝将治理重心放在经济层面上。冶铁、煮盐与铸钱三大财利，在收归官营之前，都被豪强大姓所专擅，与国家争利，危及皇权。张汤利用立法和司法举措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确保了威权统治下改革的雷厉风行。但权贵们的恩怨由此全部集中到张汤一人身上，为他生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深受经济改革之害的赵王直接向中央控告酷吏以私犯奸，张汤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武帝派其至交赵禹责劝张汤道：“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言毕，张汤才幡然醒悟，为书谢曰：“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足见张汤到死也未曾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