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边缘的中心关切

宪法边缘的中心关切

评《紧急宪法：自由与安全的紧急正义》

　　宪法学一直以万世不变的口吻叙述着民主、自由和人权，步履从容，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淡定。但如果不将宪法学理解为“荒郊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那么宪法学就必须关注战争、暴乱以及突发公共事件对法秩序的冲击。

　　可以说，非常状态撕开了传统宪法理论的豁口。宪法学人从高级法“致命的自负”中醒来，借共和主义的开砖劈石之力，自由主义的腾挪闪转之功，求得安全和自由的中道：紧急正义，续写了宪法史上新的“武功秘籍”——紧急宪法。紧急宪法有哪些招数？如何修炼才能炉火纯青？滕宏庆的《紧急宪法：自由与安全的紧急正义》可视为其“进阶”之作。

让宪法精神在紧急状态下生辉

　　紧急状态下，自由是换了一种姿态的自由。不论我们如何强调紧急状态中自保的国家理性，但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自由，宪法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紧急权力来自宪法，许多宪法文本将紧急权的要件规定得详尽无遗。国家紧急权起因于紧急状态，即对国家的生存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政府的统治权力、生活的安宁繁荣，即人民的正常生活构成严重而迫切的威胁，国家才能进入紧急状态，才可以启动国家紧急权。国家紧急权的发动，需符合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实体要件指何种危机事实才属宪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主要指四类情形：对外战争、国内动乱、自然灾害及防疫、重大财经变故。启动紧急权的程序要件包括紧急权的请求、确认、宣布和紧急状态终止。经由实体和程序的魔咒，宪法将国家紧急权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公民基本权利在紧急状态中被克减，紧急宪法必须直面这一基本的制度事实。哪些权利应受到限制？基本权利“全部限制”已成明日黄花，“部分性限制”渐成通说，“人权最低标准”的加持是基本权利限制的标配。

　　为什么需要紧急宪法？紧急宪法中的国家理性为何？“倾巢之下无完卵”，巩固主权。宪法是关于主权的规则，如果主权不在，宪法何为？紧急状态下，必须克减个体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维护整体意义上的主权。“夜警不仅仅巡逻”，统制干预。“民主政治是和平的产儿，不能离其母体而生存”，国家不能单单作为怠惰的夜警，维持社会秩序就需要干预基本权利，紧急状态下的民主必须换一种姿态。

　　“以力止力”，阻碍之阻碍。国家和人民的生存遭遇重大阻碍，书呆子此时“百无一用”，如何是好？只能以力止力，以战止战。“危急不识法律”，紧急自卫。个人尚且能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何况国家？

　　紧急状态之中，看似不理性的国家其实表达了另一情状的理性，紧急宪法就是国家理性的另类表达。“清醒时的彼得约束酒醉的彼得”，我们必须设计好别人不按套路出牌时，我们如何按另一种套路出牌，这就是国家自保的理性。

　　紧急宪法的一般原理如何在中国本土展开？中国的紧急宪法如何设计？这是中国宪法学人不能回避的使命。中国紧急宪法可以在呵护国家理性的同时，积极拓展自由主义制度空间，大体上包含以下几个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公民基本权利最低保障原则、救济补偿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政府积极责任原则。上述原则虽有些叠床架屋，但不如此不足以涵盖中国紧急宪法的制度理性。

　　中国的应急法治应采用紧急宪法模式，这与中国法治的惯性相关。这种模式的基本结构是：以宪法紧急条款为核心，以应急基本法和专门法为两翼，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为重点。中国应急法治正在顺着上述进路展开，且已日见成效。中国的紧急宪法尽管与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尚有差距，但我们正健步向前。

　　中国宪法学耕耘至今，到处繁花似锦。作为年轻的宪法学人，滕宏庆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宪法的边缘地带，持之以恒，成果丰硕。虽然问题处于宪法的边缘，但其胸怀宪法最中心的价值关切，气宗剑宗兼顾，谱写了紧急法治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