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文学表达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文学表达

——读《白鹿原》有感

　　小说《白鹿原》还原了传统乡村面貌，凝结了清末、民国等半个多世纪间的社会转型、人物命运、文明走向。抛开文学层面的品读，作者陈忠实描绘的白鹿原上存在的“族长—乡绅”综合治理体系，也是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普遍模式。该模式折射出传统社会“家”的宗教和道统原则，从某种意义上看，对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仍有借鉴意义。

　　比如：小说讲述族长白嘉轩提议、主持翻修祠堂，创办本村学堂，根据朱先生草拟的《乡约》，在征求徐先生（学堂老师）和鹿子霖（鹿家的家长）意见后，将该草案作为村规颁行实施，并规定了“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的惩罚方式，行使了宗族范围内的立法权。徐先生（实属族长授权委托）向本村民众讲解村规，开展普法教育。对于赌钱、抽大烟等违反村规的人，白嘉轩采取返还财产、惩戒教育的措施，行使司法权。以上诸事体现白嘉轩因族长身份所具有的家长式权威，该权威因宗祧继承而得，这是几千年来宗法原则之延续。“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宗”（宗祧继承者）为祖先的代表故为同宗族人所服从。因此，《白鹿原》中讲述说，“死后入祠堂、受子孙永世供奉是人此生的意义和追求”。

　　除了族长白嘉轩，乡绅朱先生也对乡村治理发挥着重要功能，他的权威根植于过去“道统”的土壤。乡绅的范围包括取得功名且回归地方乡里的在职或不在职的知识分子，朱先生(其原型牛兆濂)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学人，22岁中举取得功名但未供职于政府，就身份而言，朱先生是传统乡绅的典型代表。他带头犁毁罂粟地、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草拟《乡约》文本等。朱先生虽然从未直接插手乡村事务，但他通过言行感染别人使之信服。其群众感召力实际上源自群众对知识、智慧、大德的敬重，对孔孟之道的尊崇。这种“乡绅自治”模式也在政府强行规制与社会自治之间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缓冲，具有很好地调节作用。

　　当下，虽然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依赖的“家”的宗教和道统原则已发生变化，“族长—乡绅”自治模式已不适合当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但“温故而知新”，传统模式仍能对今天乡村建设有所启示。比如：家庭观念依旧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心中，基于家庭观念，各家可以制定家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国家可以围绕家庭养老完善社会养老制度等等。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法律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指导老师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刘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