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视野下的刑罚处置

　　T先生21岁时出于猜忌杀死了当时的女朋友，其行为一直未被发现。30年后，新的刑侦技术发现并证明了他的犯罪行为。此时，T先生已是一位成功的律师、慈爱的父亲，且无其他犯罪行为，未来也会遵纪守法。那么根据30年前的犯罪行为对现在的T先生进行处罚，正当与否？

　　日前，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诺伊曼、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徐久生就此展开了讨论。

　　诺伊曼就上述案例介绍了两种理论：“绝对刑罚理论”和“相对刑罚理论”。他说，前者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其本身，刑罚作为对恶行的报应当被正当化。后者认为，刑罚只能通过一个社会目的——社会利益——而被正当化，故刑罚应考量行为人付出的代价以及由此换取的社会收益，而不是执着于“以恶制恶”。

　　但“绝对刑罚理论”所秉持的不只是“不可理喻的恶”，还蕴含着“刑法即正义”。诺伊曼教授说，目前，许多国家刑法、刑事诉讼法越来越关注犯罪的被害人，刑罚逐渐被解读为一种社会团结被害人的行为，通过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使被害人重新体验正义。

　　“刑罚的正当性，应以报应公正为基础，预防犯罪为补充。”徐久生说，报应公正是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的体现。

　　张明楷认为，刑罚的正当性与刑法的目的是两个概念。符合刑法目的的刑罚不一定是正当的，但不符合刑法目的的刑罚，一定是不正当的。

　　到底在什么前提下，让行为人承担刑责才是公正的？通常的回答是，遵循罪责原则。即行为人在本应有能力避免其行为的情况下，实施了犯罪行为，才负有刑责。诺伊曼认为，罪责原则是法治国家中法秩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它并非理所当然地被接受，如美国刑法至今仍部分贯彻“严格责任”原则。

　　同时，罪责原则还面临各种挑战。例如，在一个视共同体比个人更为重要的社会里，“罪责原则”是不会被认真对待的。此外，如果把刑罚纯粹工具化地理解为达成特定社会目的之暴力手段，那么罪责原则在刑法中就没有合法地位。诺伊曼说，刑罚何尝不是一种恶害。因此，只有在行为人能够避免该行为时，刑罚才具有正当性。

　　既然如此，究竟哪种行为，国家可以用刑罚来威慑？诺伊曼认为，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法益保护说”和“规范维护说”。前者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维护基本社会规范，只要科处刑罚是为了维护一则被社会视为重要的规范，就具有刑罚威慑的正当性。后者认为，犯罪的构成只有在保护一定法益时，才是正当的。

　　张明楷说，学界有人反对法益概念，这是不成立的。这个概念与社会危害概念并不冲突，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深化。刑法一定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法益，若说刑法是保护规范，这就缺乏立法批判的功能。

　　但徐久生对这两种观点表达了一种审慎又兼具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在实践中这两种观点应该“五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