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端阳命案”：他死于“法不责众”？

    19年前，武汉黄陂男子罗端阳被多人打死后，案件迟迟未告破。此案引爆舆论后，公众开始了一场对“法不责众”的讨论。

　　武汉“罗端阳案”又是一起陈年命案，这是我2017年的最后一篇深度报道。该案和“万春芳案”有些相似，但也有不同。

　　1998年10月1日晚，武汉市黄陂区赵岗村罗陈湾村民罗端阳，被打死在横店杜家岗湾。至于案发动因，目前很难说清。

　　罗家人说，罗端阳当晚出去借钱，途经杜家岗湾时被莫名其妙打死；杜家岗湾村民说，罗端阳在他们村偷东西，然后将其打死。

　　不同于公众常见的命案，凶手数量较好确定，罗端阳死之前，至少遭遇100人殴打。最后又由几个村民将其吊死在树上。

　　我无法得知，罗端阳到底是不是偷了东西，即便他有行窃事实，普通村民将其抓住后应交由警方处理，而不是致死。

　　操作这个选题前，我心情是极度压抑的，实在想不明白，都是在家务农的农民，为什么面对他人生命，会如此默然？

一个守寡19年的农妇

　　今年是罗端阳遇害第19年，他在罗陈湾村的老宅子早就拆了，两个儿子的户口还在村里。死去的父亲和破烂的家，是他们少年时期的所有记忆。

　　罗端阳的大儿子叫罗敏，二儿子叫罗志，出事那年，一个15岁，一个13岁。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目前租住在武汉天河机场附近。

　　我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得知此案的。应该是在今年的11月下旬某天，我看到一个要好的律师朋友，转发了一条“母子追凶19年”的信息。

　　第一印象觉得，和万春芳的事情很像，粗略看了下后，可以肯定，发布人跟着万春芳学习的，但阅读量很低。

　　也难怪，先有李桂英追凶，后有万春芳追凶，现在罗家人又出来追凶，这种戏码频频上演后，公众很容易对此类内容失去兴趣。

　　不过，我还是认真阅读了一下。后来，我得知死者罗端阳是被一群人打死的，直到他家人在公众号上发布内容时，才有两名凶手落网。

　　罗志在公号里留下了手机号，我们通话时，他说案子之所以没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初参与作案的人数众多。

　　当时我就想，这个案子可以采访，但角度不能仅放在追凶上，而是在还原案件同时，落点放在“法不责众”上。

　　后期采访还算顺利，我尽量采访到了所有信源。但有个问题是，1998年案发时，公安的原始案卷材料丢失了，尽管有警员因此受处分，但仍觉得案卷丢得蹊跷，因为不是全部丢失，而是部分丢失。

　　采访期间，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罗家兄弟的母亲。丈夫遇害后，她一直没改嫁，艰难地维系着摇摇欲坠的家。

　　罗志说，母亲不能提及此事，我让他劝母亲，采访时尽量克制情绪，虽然不想去揭这些伤疤，但采访还是要进行下去。

　　他母亲见到我时，开口第一句话都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仿佛心里19年的委屈，要在这一刻宣泄出来。我和罗家兄弟好一顿安抚，她情绪才稳定下来。但她从椅子上站起后，马上做出给我下跪动作，我赶紧起身将她拦住。

　　虽然很同情她，但无法接受这种做法。不过，作为一个守寡19年的农妇，也许她觉得这是最好的感谢方式。其实，调查与采访只是每个记者的日常，有时候新闻报道并不能帮助她什么，甚至还会将原有的格局破坏。

　　前些年，我在采访时只追求猛料或者猎奇，几年下来，现在采访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性，理解人心。

　　就像罗志的母亲一样，她向我叙述丈夫遇害，可能几个小时就结束，但这件事，在她心里已经压了19年。

　　人生有几个19年？

生命大于舆论压力

　　想简单说下，在公安局的采访，可以说不太理想。

　　先是被门卫不友好地盘问，然后有领导告诉我不能接受采访，随后虽然留下了采访问题，直到发稿，对方也没回应。

　　很多同行，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警、媒关系也一直非常微妙，两者互相离不开，又彼此经常受伤害。不能否认，有些媒体人对公安系统的舆论监督是带有恶意的，但公安系统对媒体的恶意伤害也发生过。

　　我觉得，不管是媒体，还是警察，双方都要相互尊重。

　　此事报道后，稿件在网络上的传播度和讨论量非常高，在“今日头条”平台上阅读量超过了210万。不过，大约在阅读量过百万时，稿子评论被莫名屏蔽了。

　　但网易、腾讯、凤凰网等平台评论没删除。我也看了一些，可以说，大家都在一味指责警方，理由有二：一是为什么把原始案卷弄丢？二是为何只抓了两个人？

　　说实话，如果我是警方新闻发言人，这两个问题也不好回答。有时候，不能拿现在的眼光看以前的事情，毕竟国家的法治，是在不断完善中的。

　　其实，黄陂警方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2015年重新开始调查此案。不过，时隔这么多年再调查，难度将更大。

　　有一点可以证实，目前涉案人员把责任全推给了一个早已病逝的老人身上。

　　还有个问题可证实，2015年，有关人员接受讯问时，的确承认村里100多人对罗端阳进行了殴打。这种做法，算不算故意伤害呢？

　　罗志也连续几天阅读评论，虽然大多人为他们鸣不平，但他还是觉得委屈，因为不少网友说，罗端阳当晚确实偷东西了。理由是，夜里接近12点出去借钱，不符合逻辑。

　　这个问题，我也进行了详细调查。从目前案件材料看，所谓罗端阳有行窃之嫌，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近日，我报记者因此事，也接到武汉当地的恐吓电话，虽然不知是谁所为，但真希望有关人士能够明白，罗端阳失去的这条生命，远比舆论价值大得多。

死于“法不责众”？

　　案子发展至今，有必要聊下“法不责众”这个话题。因为有武汉警界人士私下告诉过我，罗端阳之死，很难破案的原因的确是参与人太多。而这些年，有关“法不责众”的争议始终没断过。

　　“法不责众”是指一种不良的行为或违法现象已经发展到了众多的程度，不受到惩罚或制裁好像是理所当然，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

　　从小处来说，如闯红灯。你单独一个人在交警面前明目张胆地闯，有可能会被罚款，但如果跟着一群人闯，即便身边有四五个警察，也不用担心，因为“法不责众”。

　　从大的来说，如辽宁拉票贿选案。这些全国人大代表们，同样觉得参与人员众多，以为法律拿他们没办法。

　　就罗端阳遇害案而言，虽然他是被吊死的，但100多人对其进行殴打的行为，就不受法律约束了？如果放任，这种畸形现象会不会蔓延？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参与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挑战法律底线，执法者面对群体事件却焦头烂额、束手无策。

　　我问过不少人，大多数人存在着“法不责众”心理，这带来的危害也毋庸置疑，它不但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所具备的“传染性”更会诱使、蛊惑更多人走入“法不责众”怪圈中。

　　从更高层面上看，“法不责众”的普遍存在，还会直接构成对行政管理和执法机关正常活动的干扰与破坏，影响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影响一方平安。

　　不过，形成这个现象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目前我国立法对于“法不责众”现象存在并没有一个准确界定，更没相关具体法律规定加以限制，也没有将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确定下来。

　　另外，“法不责众”领域的立法空白，必定会导致相应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调整，从而进一步导致社会侵权行为出现。公众认为多人违法，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公众的意识在合法与违法之间游走。

　　还有，官方执法成本高、公民守法意识淡薄，也是导致“法不责众”形成的原因。

　　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国家在不断完善立法、加强执法的当下，类似罗端阳事件，会越来越少。对于罗家兄弟来说，他们在相信法治的同时，更不想放弃追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这条路都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