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利：一切都按法律程序处理和应对

    今年年初，本文记者采访了“结石宝宝”父亲郭利，之后偶有联系。最近他给记者发来信息称，目前一切都在按法律程序处理和应对中。“相信法律，是郭利一直以来传达给我的最深感受。”本文记者坦言。

　　今年4月份，在“结石宝宝”父亲郭利维权的第9个年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郭利无罪。此前，他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法院再审结果出来后，我对他进行了专访，此后建立了断断续续的联系。他会把自己继续维权的状况通过微信及时发给我，偶尔也会发一些不着边际的内容。

　　郭利的想法是，当初要求企业赔偿，结果被报警说他敲诈勒索，并且为此入狱5年，如今，法院宣判他无罪了，他要跟企业讨一个说法。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了联系。我当然也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很少能够给他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近日，郭利又给我发信息说，“目前，一切都在按法律程序处理和应对中。”相信法律，是郭利一直以来传达给我的最深感受。比如，他坚信自己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他在狱中服满了5年的刑期，没有申请一天的减刑。

　　而在他身上，我看到更多的则是集“平冤、维权、职业打假”这些热词于一身的影子。

平冤

　　伸冤，是郭利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出狱后，他就一直奔走在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寻找能够自证清白的证据，为自己平冤。

　　这里需要对“郭利事件”做一个大概的陈述：2008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被曝光，大量奶粉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人如果长期摄入会导致人体泌尿系统膀胱、肾产生结石，并可诱发膀胱癌。

　　此时，郭利的女儿已经吃了两年多的施恩牌奶粉。在这过程中，郭利发现女儿出现了厌食、脸色发黑发暗、尿液浑浊等不良症状。

　　随后，郭利带女儿在国家指定的医院接受统一检查，查出孩子“双肾中央集合系统有数个点状强回声”“尿混浊”等三聚氰胺中毒症状。在他将家中剩下的和新购买的部分“施恩”牌奶粉送检时，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显示，郭利女儿食用的施恩奶粉三聚氰氨量超标132倍。

　　后来，郭利调查发现，号称“100%进口奶源”的施恩公司还是“假洋品牌”，顿时引起舆论哗然，媒体争相报道，郭利成为新闻焦点人物。

　　在和企业进行两次赔偿谈判后，他因“敲诈勒索”被送进了监狱。

　　虽然法律最后还了郭利的清白，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出的铿锵之声。中国更是随后掀起新一轮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成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表征。从“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陈满案”……一件件冤案的平反，宣告“正义不会迟到”而给人以希望。

　　如今，依然有许多冤假错案在艰难的平冤路上，如何确保“刑事案件办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考验着广大司法人员的能力和智慧。

　　一位法官告诉我，与刑事领域的冤假错案相比，民商事领域的冤假错案或许更甚，因为法官在民商事领域的审判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于这些冤案，却鲜有“平冤”一说。

维权

　　采访郭利，再次印证维权所需付出的代价之大，特别是消费者与一些强势的垄断企业或者大企业博弈时，则更需要勇气，因为说不定就是一条漫漫的“长征路”。

　　而大多数人，也会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而放弃。小梁是我此前的采访对象，他诉说的一个遭遇或许能够说明一二。

　　小梁在北京工作，租住的是自如（房产中介）的房子，价格不菲，优点是相对干净。由于工作原因，他要到其他地方租房，却被告知，退租要扣一个月的租金，同时还需要提前20天申请，不然还需要交20天的房租，意味着他近两个月的房租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

　　当然，他还有转租的选择，但转租同样需要扣半个月的租金，还需要自己找房客跟自如再次签订合同，值得玩味的是，房客来签合同的时候，自如往往会把原来的租金提高几百块钱。

　　对于这些霸王条款，小梁没有任何讨要说法的地方。根本原因是，作为“北漂”，小梁付不起巨大的维权成本，不管是精力上还是财力上。正像郭利所说的那样，这些企业就是据此而“吃定你”。

　　当然，郭利的维权成本是巨大的。郭利告诉我，为了给孩子讨一个说法，他遭受的刺激和打击让他时常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一样，除了疾病缠身，牢狱之灾也让他的家庭支离破碎，“一切都回不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巨大的维权成本背后，正义或许迟迟不来，也造就了屡见不鲜的“上访户”，其中，不少冤假错案的平冤，也是靠“上访”得来的。

职业打假

　　当然，郭利还让我想到近期的一个热词：“职业打假”。想必，当时人们也对“郭利事件”多少会对此产生联想。

　　因为在此之前，郭利“较真”是出了名的，每次买到假的东西，他都积极向商家索赔。

　　但法院再审给出的答复也很明确，消费者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郭利向媒体曝光，手段行为合法合理，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行为要件。监督产品质量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消费者以向媒体曝光的方式索赔，不能简单等同于敲诈勒索行为。

　　不可否认，“职业打假”备受争议。一位司法领域的人士表示，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所谓“职业打假人”，应该被定义为“职业索赔人”或者“职业举报人”更加准确。该群体的主要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甚至有一部分人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从打击的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

　　2017年5月19日，最高法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明确指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

　　也有专家提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虽然职业打假人并不应是消费者维权的常态，但职业打假人对于无良商家仍然起到惩戒与震慑的作用，不可完全否认其存在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普通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维权意愿低、维权难的困局下，职业打假人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

　　当然，人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少一些“郭利”，因为谈到他，“平冤、维权、职业打假”都是一些难以避免的话题和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