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律思维中公利与私益之变

　　《南史·谢弘微列传》记载，谢譓“不妄交接，门无杂宾。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由此而引出一段清风明月佳话。传统文化中，文人之心需若空谷幽兰，澹泊寡欲，避世不出。刘备三顾茅庐请出的诸葛亮，之前一直躬耕于陇亩，其后辅佐刘备建立蜀汉，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历史记载，诸葛亮死时墓穴仅能容纳下棺材，着平常之衣，无他物陪葬，两袖清风，其如明月，堪为为官者与文人之典范。

　　纵观古今，为官清明者大致与“利”不相干系。再如清代名臣汤斌为官一生清白，死时身上仅有俸银八两，其友徐乾学“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

　　史书所记载称赞的品德高尚之人要么“箪食瓢饮，居在陋巷，不改其乐”；要么身居庙堂，视钱财为“阿堵之物”。他们的言行举止之间无不透露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非利”倾向。从戏曲对好利之人的丑化到统治者对商人阶层的厌弃，“非利主义”的倾向如蒙蒙细雨，渗透在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不觉，却又在暗自生长，不经意间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

中国式道德天然排斥“利”

　　中国古代以“人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对“人”或者说是统治者的要求会变得极高：他必须是一个各方面都完美的“圣人”，只有这样他的统治才会长久，民众也才会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人毕竟只有“一鼻一口两目两耳”，且“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要达到完美无缺的统治者能力谈何容易。由此，人们把目光转向了道德：“志意致修, 德音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荀子·荣辱第四》）；“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书·舜典》）；“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以期通过道德上的尽善尽美说明其统治的正当性。

　　于是，上行下仿，整个官僚阶层乃至民众除“唯上”之外，一言一行必合乎道德，甚至于德行优而仕，如汉朝遴选官吏时会要求：“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因此，当整个传统社会的政治运行皆以道德为评价标准的时候，立法令、决讼狱之事也应当是如此，从“引经注律”“春秋决狱”中也可窥见一斑。

　　道德或者说中国式的道德天然排斥“利”，因为“利”不符合传统、不符合崇高的道德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提倡“公利”，反对“私益”，其本质正如我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梁治平的总结“去私”，对“私益”的正当与否不闻不问。

私益合乎本性

　　“去私”二字实则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但“逐利避害”乃是人之本性，若普天之下皆为无欲无利之人，那么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建立并迅速发展。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开始真正正视自身，重视现实生活。卢梭说，人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这些启蒙思想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尘世获得幸福，并有权利、有能力依靠自己获得这种幸福。

　　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渐渐突破欧洲中世纪的黑雾，显露出美丽的倩影，风度翩翩地朝我们走来。为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为公利去学习、工作、劳动、生活，这样观念的产生并不是传统道德的倒塌，而是将被社会机器裹挟的个人解放出来，以客观的眼光，对人和社会关系的一次真理探求。正是这种探求使法律与道德之间有了楚河汉界，让法律为正当的私益开辟空间，法律与道德作为行为调整规范并行于人类社会；就如同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花朵，让道德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生机，也让法律蓬勃发展。

　　现代民法的精神正是顺应了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从道德到法律，从公利到私益的演变。民法从人文主义出发，赋予个人权利，并说明了其行动的正当性：“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由此可见，传统道德与法律在渐渐剥离，或者说焕然一新的道德虽然还影响着法律，但是其本意已表现为：私益合乎本性。毕竟，法律与道德之间已经有了明确的界线，再用传统道德的方式去衡量法律问题，不仅变得不合时宜，而且容易导致法律的虚无化。

　　这两种文化符号鲜明的思潮（传统与现代）影响中国近百年，如何让法律保持恰当的位置成为法律人和决策者面临的共同问题。笔者认为，世界无论如何变化，法律都应保持审慎和保留的态度。毕竟，法律在某种程度并非书写历史，而是在回应历史。传统社会“出礼入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及现代社会“司法为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强调法律被动性，这也是法律自身的规范。

　　法律思维的公利到私益之变，是法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必然之路。但无论如何变化，法律依然都是社会底线的坚守者。

  （作者系重庆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硕士研究生。本文指导老师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如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