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法学教育的变迁

  该书以“美国大学法学教育的诞生与发展”为研究对象，将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法学教育变迁史分为四个阶段，并结合作者体验回答了美国法学职业教育发展为何法学院化的问题。

　　“别人的历史，或许就是你的现在，或未来。”

　　2017年9月，美国著名法史学家罗伯特·史蒂文斯的著作《法学院：美国法学教育百年史（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一书由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立丰再次翻译并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推荐说，该书“管窥美国法律教育体制全貌，研究美国法律史入门必读！”李立丰表示，该书于1983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它的精彩之处，蕴藏于看似枯燥的数字或史料堆砌之中，而这是其他围绕这一主题的介绍性书籍无法或不愿采取的叙述技巧。

　　李立丰说，史蒂文斯不是简单、中立的介绍美式法学教育基本范式的学者，而是一个态度鲜明的参与者与预言家。对于史学研究者，该书堪称美国法学院发展史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对于法学研究者或学习者，该书是难得一见的内部资料，可以起到“除魅”、解惑作用。对于喜爱阅读的普通人，“仅从给译者找错角度出发细细读来，你也会惊喜连连。”

“很多人的共同孩子”

　　“本书的最终定稿，凝结了除我之外很多人的付出，包括责编等。它是很多人的共同孩子。”李立丰回忆称，2003年，该书经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组织译介，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但“限于当时的各种条件，译文中多有错讹或其他可供商榷之处。”

　　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重译该书邀请后，李立丰重新温习了之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著作，但他很快发现这对翻译并非好事，遂果断放弃参考原译本的做法，另起炉灶。“至今难忘，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电脑，面对屏幕幽光，与原作者进行对话的那种感觉。”

　　李立丰表示，该书翻译过程中，杂事颇多，中间还经历了重要亲人的生离死别。但多次国外游学、两次前往美国读书的经历，使李立丰“翻译初稿并未耗费太久。只是后续校对及润色，花费了我及我所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很多时间。”

　　再回首，李立丰认为，北大出版社之所以选择他翻译该书，除了之前双方合作建立的信任关系外，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受US AID全额奖学金资助，赴美攻读过LLM学位（全称Master of Law，相当于我国的法律硕士学位），接受了所谓美式法学教育。

　　“这本书多次提到过我留学的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李立丰说，在翻译该书过程中，他对原文作者的某些表述，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比如：美国的判例教学法以及与之伴生的苏格拉底教学法、由职业化与学术化之间矛盾引发的美国式法学教育的失范等等。

“法律史领域的经典”

　　“与其说这是一本通识性读本，不如说是一本严肃的史学巨著。”李立丰强调，许多评论者更看重该书超越正文部分的文献资料。“这种研究范式，在法科出身的读者看来似乎有些特别，但从事史学研究的同仁会接受原文作者对史料的占有、整理、分析与利用。”

　　该书编辑推荐说，这部以“美国大学法学教育的诞生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传记型学术作品，是法律史领域的经典。李立丰表示，法律史、法学教育史、法律职业发展史与法学院发展史，属于四个本质不同的概念范畴，史蒂文斯将这四个概念有机地串联了起来。

　　原文作者史蒂文斯，在其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就的美国首部关于法学教育的通史中，将法学职业发展史实质等同于法学院的历史。他认为，“法律职业发展史——当然不可避免的也是法学院的历史，同样折射着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激烈碰撞。”

　　在书中，史蒂文斯凭借自身长期浸淫法学教育的个人体验，以及数十年间集腋成裘般的整理分析，将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共计130余年间的美国法学教育沿革变迁分为四个阶段，借此回答了美国法学职业教育的发展何以法学院化这一宏大的命题。

　　原文作者大量运用文献资料，无疑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李立丰承认，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相关注释，他始终坚持尽可能查找引注原文，参考原文对注释部分的只言片语进行准确翻译。“但限于条件，有很多注释在现有资料范围内入手较难，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错讹理解。”

　　在处理目录小标题时，译者李立丰和编辑共同商定，以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方式进行了大胆概括。“这样做，形式上虽然未必符合翻译信达雅的范式标准，但更便于中国读者迅速把握各章内容。简短概括可能有偏颇，却有意犹未尽的韵味，容易引发读者阅读兴趣。”

　　“在史料占有的全面性方面，原作者用功极深。”李立丰感慨，这是一部索引书。它至少可以成为读者研究本书付印前美国法学院发展史的必读作品。它是美国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由于某些专业的概念存在，对美式法学教育关注不多人士来说，它可能有些晦涩。

评价机制变迁的产物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还没有出现严肃的法学教育学术研究成果。法律史学科充其量只能算是‘二等公民’，法学教授们也乐见于这种无知状态”“过去的15年间，法律史一改之前遭人否定的尴尬处境，成为显学”。

　　李立丰认为，从社会流动性角度看，美国的法学院或多或少扮演着美国这个高压锅的减压阀角色。因此，对于他国律师，特别是“教授型”律师而言，美国法学院成为其羡慕对象。它“不仅被认为是法律职业的权力中枢，更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史蒂文斯认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是美国判例教学法的缔造者。“判例教学法的优势不在于传授的知识内容本身，而在于其对分析技能的培育。”“高歌猛进的诊所式法律教学改革也只对其产生了些许形式影响。”

　　李立丰至今记得，在美国法学院留学期间，曾有老师遵循老派的苏格拉底教学法，两节课一直追问一两位同学。“判例教学法在很大程度上配合苏格拉底教学法而产生，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让老师在保持课堂活跃度的前提下，同时应付更多的学生。”

　　在李立丰看来，这种做法多少有些饮鸩止渴，为了弥补毕业生执业经验与能力的不足，很多法学院开始在JD（全称Juris Doctor，法律博士）三年级或LLM特定方向，进行所谓的法律诊所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变通执业要求的做法，让学生在毕业之前接触真实案件。

　　李立丰表示，相对传统而言，美国法学院评价机制中并不会出现研究型法学院的加分项。但随着“哈佛模式”成为美国法学院教育范式、判例教学法在美国多数法学院占据主导地位，法律业界的精英学术阶层，开始刻意与实务界划清界限，美国法学院评价机制随之变迁。

　　根据这种范式建构起来的美国法学院，从面向本科教育转变为研究生教育，学制延长三年，教师也从实务导向转变为学术导向。很多美国法学院也心念每年的法学院排名，论文在司法实务、理论研究中的高引证率成为重要考核指标。法律史，因投入少产出高成为显学。

　　李立丰说，目前影响美国法学院排名的各种变量仍关注“学术影响力”，饱受诟病。虽然美国大多数律师需要接受世界上学制最长的七年制专业养成，但目前的法学教育模式，依然完全依据过去的套路，无视当今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学生谈判技巧及团队作业能力培养。

　　但“和日本最优秀的学生都会选读经济一样，美国最优秀的学生，起码最有野心的学生，都会选读法学院”。李立丰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亲眼看见，美国高校法学院的夜晚甚至比白天更热闹，大量已经有正当职业的中年人不辞劳苦攻读法学院的夜间部。

　　“美国的法学院，除能够为未来的执业律师提供必要职业训练外，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建立与同学、老师、学校乃至与特定执法部门的关系。”李立丰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法学院是美国民众向社会更高阶层、高效率流动的重要舞台，尤其是志在从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