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监听立法还有很长路要走

  作为一种技术侦查手段，监听有其实践合理性和法理正当性，但也有危险性。有效规制监听审批、执行程序不完善、监督不力等制度缺陷，亟须进一步完善立法。

人物档案

  李明，四川开江人。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广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广州大学检察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省诉讼法学会副会长。

　　“监听问题立法研究”“监听性质辨析”“同意监听的内在冲突及其解决”“监听与拒证特权关系的合理构建”“监听手段的合理运用及其限制”……

　　1998年，李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前往广东省司法厅工作。6年后，李明进入广州大学执教，并陆续发表了大量监听制度研究论文，2008年出版专著《监听制度研究》。

　　2010年9月，李明被评为广州市“羊城学者”，现任广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日前，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独家专访李明，畅谈了他研究多年的监听制度。

研究监听问题有“缘故”

　　记者：1998年法学硕士毕业后，您前往广东省司法厅工作6年，2004年进入广州大学执教。当时，在广东省司法厅主要负责什么工作？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您为何选择“由仕入学”？

　　李明：当时，我在广东省司法厅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调研、了解广东省司法行政系统在执行国家法律政策、司法部文件、落实司法部要求时遇到的问题，并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为相关领导班子做决策提供参考素材、建议等。

　　我离开行政机关到高校任教，主要是基于自己性格方面原因的考量。相对而言，行政机关规范严谨，对上班时间要求比较严格。我个性散漫一些，因为高校能给我更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所以我选择了在高校工作。

　　记者：公开资料显示，您在《法学》期刊发表论文“监听问题立法研究”后，陆续发表了多篇研究监听制度问题的论文。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李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授权侦查机关在侦查中使用监听手段，但在实践中监听手段常常被使用，监听手段的使用急需立法予以规制。当时，学界对监听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如何规制监听手段也缺乏理论支撑。可以说，当时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对监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上述原因，我把“监听制度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关注该问题。由于对监听制度的相对深入研究，所以有了一些心得体会，持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也是为了满足我博士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

监听需要法制化

　　记者：2008年7月，您出版了专著《监听制度研究》。这是您出版的个人第一部专著吗？研究监听制度多年，您有何重大发现？

　　李明：《监听制度研究》是我的第一本专著，可能也是国内研究监听制度的第一本专著。当时，对监听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我国理论界存在争论，比如监听的性质是什么，监听手段是否应当法制化、如何法制化以及监听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应如何解决等。

　　在解答这些问题时，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监听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手段，属于技术侦查手段。随着科技的发展，监听技术日新月异，对监听技术发展的了解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监听行为、监听性质和监听后果。

　　监听作为侦查手段，有其实践合理性和法理正当性，但监听也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监听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监听威胁公民的基本权利、监听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监听容易引发司法伦理困境等。正因为监听存在危险性，所以监听需要法制化，不能任意适用。无论是从有利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角度，还是从程序法治化的要求来看，监听都应当法制化。

　　监听法制化，需要遵守一些基本原则。监听适用的基本原则，包括所有强制措施共同适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和书面许可原则。监听所特有的原则，主要有重罪原则、相关性原则、时限原则、适度公开原则、隐私权保障原则、司法救济原则。同时，我针对几种特殊类型的监听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网络监控、一方当事人同意的监听以及私人监听等。

　　当时，我国监听的使用存在这些问题：监听缺乏法定程序；监听缺乏中立机关的审查监督；检察机关无权监听；对于不当监听，当事人缺乏救济渠道；监听所获得的资料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等。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后，我就我国监听立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比如：监听的立法体例、适用范围、适用的实质性条件、监听程序、监听资料的使用及处理、不当监听的救济和报告制度等。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授权侦查机关可以使用监听手段进行侦查，但对该手段的使用并没有规定严格的使用程序。当年，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和设想，现有立法并没有完全实现。我国监听立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