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场：WTO法庭上的“国家之队”

    在WTO这个由西方国家制定规则的战场上，中国的WTO法律人与国外律师同心协力，在WTO贸易规则框架内捍卫着中国合法的贸易权利。

　　坐落于瑞士日内瓦的WTO总部，是彭俊往返了无数次却依旧魂牵梦萦的地方。

　　作为中国WTO贸易领域的代理律师，从背后默默开展文案准备，到如今站在WTO法庭慷慨陈词，10多年的匆匆岁月眨眼即逝，并没有改变他在贸易争端中的一腔热忱。

　　同样，与他并肩战斗的还有无数中国的政府官员、中外贸易律师，以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国际法专家学者。

　　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作为WTO争端解决的“法庭”，肩负着裁判各国贸易争端胜负的使命。在这个由西方国家制定规则的战场上，中国的WTO法律人与国外律师同心协力，在WTO贸易规则框架内捍卫着中国及其企业合法的贸易权利。

中国律师的WTO庭辩首秀

　　2014年2月26日，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俊再次走进了WTO总部大楼，这一次，他坐在了WTO法庭中方代理人的发言席上。

　　这位年轻的中国律师用英语向全场讲述了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也为中国最终赢得了这场诉讼。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作为当事方参与了数十起案件，作为第三方参加的案件更是超过100起，中国律师在案件中的参与度和作用越来越大：从事实证据的收集、翻译和整理到法律、案例和诉点的研究，从诉讼策略的讨论和制定到书面陈述的评论和起草，等等。

　　但是，在2014年前，在WTO听证会上代表中方进行辩论的还都是外国律师，从未有中国人以律师的身份出庭辩论。

　　在2014年的欧盟诉我国无缝钢管案的听证会上，中国政府委派彭俊作为中国律师对部分诉点直接出庭抗辩，实现了中国律师在WTO庭辩的首秀。

　　“以往参与WTO诉讼，我做的都是以案头工作为主的非诉业务，第一次出庭就到WTO，要直接用英语在庭上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法律官员和律师辩论，我感受到这个历史性机会后面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事后彭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紧张中带着兴奋和自豪。

　　在庭前，彭俊和中外律师团队就拟定了庭审对抗的辩护策略：出庭不是去吵架，而是去讲一个中国好故事。

　　彭俊知道，庭辩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为了说服裁判。客观描述一个正面的故事可能更会得到裁判的信任。

　　此案中，中国政府是被告，原告欧盟方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来指责中国政府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存在的错误。

　　律师团分析，对手代表团的策略，就是抓住应诉企业首次答卷中提交的某些不完美的数据不放，不顾应诉企业的反复解释和说明，做出对应诉企业的不利裁决。

　　“基于相同的事实证据，我们需要运用WTO的规则和逻辑说一个相反的故事。我们希望在故事中给专家组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客观的讲述者，从而向专家组呈现一个善意且讲理的调查机关。”彭俊说。

　　庭审开始，双方各自进行“口头陈述”，在欧盟列尽“罪责”指控我方之后，彭俊接过了话筒，他先是顺着刚刚欧盟的指控，承认了裁决所依据的数据并不完美，同时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专家组应该审查调查机关在面对这些不完美数据时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而不是根据完美的数据重新裁决案件。

　　“中国调查机关面对不完美数据时，没有简单地决定接受或拒绝，而是尽到了勤谨的条约义务，给予应诉企业解释和说明的机会。然而，应诉企业只是喋喋不休地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利用这些机会给予明确的回复。”

　　彭俊的发言在庭辩现场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不仅吸引了专家组三个成员的目光，甚至在日本代表团中的一些成员也对他的陈述频频点头。

　　在庭审辩论开始之后，欧盟代理律师首先回答专家组提出的问题。

　　“我感受到的不是紧张，而是亢奋。我代表的是中国，我要说话！我一定要把对方说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论据和每一个类比都反驳回去。”

　　由于事前准备充足，在欧盟律师发言之后，彭俊都会主动要求补充，然后针对刚刚欧盟律师提出的观点进行一一批驳。

　　可是没多会儿，彭俊却感觉不对劲了，锱铢必较的反驳会使中方被对方的逻辑牵着走。我们的观点似乎变成碎片，无法串成完整的故事。

　　他必须迅速做出调整。

　　屏息凝神、稍作停顿后，彭俊请求发言，将辩论的主线拉回到中方原先设定的“中国好故事”的逻辑框架。

　　时间过得飞快，专家组主席不得不打断庭辩，要求双方后续通过书面形式递交意见。

　　欧盟代理律师由于高度紧张的思考和辩论已经红光满面，还在举牌要求继续辩论。彭俊也迅速举起写有“China”的铭牌要求应战。

　　听证会一结束，坐在前面负责递条子和做记录的符欣律师告诉彭俊，今天连续辩论了3个多小时，其中有一个问题双方相互辩诘长达74分钟。而且，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点！

　　“第二次听证会结束后，全体律师与专家组成员逐一握手告别时，专家组主席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彭俊回忆说，尽管还有诸多可以改进的细节，不过中国律师在WTO法庭的这场首秀，自己给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全小莲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旁听了整个案件，她感慨道，中国律师参与并且主导我国WTO贸易诉讼是必然的，由欧盟诉我国无缝钢管案开始，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案子。

　　“这种抗辩拼的就是谁对案件的事实、细节把握得更清楚。中国律师对于本国政府的措施更加了解，也不存在翻译和理解上的错误，这就使得中国律师在当庭抗辩时进退有据、胸有成竹。”全小莲说。

　　“也许很多人只看到了彭俊的成功，听说了律师们赚着几千块1个小时的律师费却只是在这个会议室里打打嘴仗。然而他们看不到的，是中国WTO律师们为此付出的心血。”

　　全小莲谈道，参与WTO贸易诉讼的中方律师，基本上都有在海外攻读法律学位并有在海外从事相关工作的经历，或者是外语专业出身又在WTO法领域进修学习并经营多年，语言和业务能力是过关、过硬的。

　　记者了解到，像彭俊这样的律师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做书面工作并当庭抗辩，他们崇尚法治理念并热衷于WTO法事业，甘愿为了某个WTO案件的研讨而打破律所之间的门户之见，利用午休时间聚在一起，匆匆啃个三明治、喝几口可乐或者咖啡便开始讨论几百页的英文案例。他们不仅分文不取，有时还要自己出三明治和可乐钱。他们还愿意拿出大把的工作时间，主持或参加纯粹的WTO法的技术交流研讨会、担任高校WTO模拟法庭竞赛的评委。

　　正是有了这样的律师团队，中国在WTO法庭上，才能捍卫自己的贸易权利。

WTO法庭内的唇枪舌剑

　　抱着厚厚一沓材料，杨国华和同事们走进了举行专家组听证会的办公室。与各国国内法庭的氛围不同，站在WTO法庭里，大家都显得有些轻松。除了跟专家组成员和秘书处人员握手寒暄，中方代表团还与对方代表团互致问候。

　　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对于国家与国家间提出的贸易纠纷，是由WTO选派出来的专家组进行审理裁决，相当于国内诉讼程序的一审。如果当事成员对专家组裁决不服，则进而可以将案件提交到WTO上诉机构进行裁决，相当于国内诉讼程序的二审终审。

　　在每次开庭前，WTO秘书处会三次提出专家组名单，每次提出六名供当事国选定或由秘书处向WTO总干事推荐。在选择专家组成员方面，无论是双方选定还是秘书处推荐，两个当事方的意见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开庭时间确定之后，附有专家组成员简历的通知就会传达到双方当事成员的手中。

　　很快，当专家组主席宣布会议开始时，双方代表团都正襟危坐起来，笑容也渐渐从他们的脸上褪去。杨国华坐着木椅，伏着木桌，一只耳朵挂着耳机，静静地望着专家组成员，听主席宣布会议日程。

　　尽管专家组听证的地方只是WTO总部普通的会议室，并没有法庭的陈设，WTO也不愿意自称“法院”，但中国WTO法律人习惯性地将这个环节称为“开庭”。因为专家组经过与当事方两次见面，会就双方的争议作出裁决。

　　杨国华知道，专家组成员并不是专业法官，他们只是精专于贸易业务的官员或专家学者，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坐上了“法官席”。

　　经历了双方各自宣读“口头陈述”和双方互问的程序，WTO专家组裁决核心部分——专家组提问就开始了。

　　专家组提出的长长的问题清单，有的针对双方，有的针对一方。杨国华认真地记录着，并且仔细分析着每个问题的要点和整个问题的逻辑走向。当对方回答完问题后，杨国华和中外律师们就会举牌发言，针对刚刚对方的发言进行补充。

　　“表面上是回答专家组问题，事实上已经有了双方辩论的感觉，因为对于同一个问题，双方可能有截然相反的答案。”杨国华谈道。

　　案件首次开庭的第二天上午，一般安排与第三方的会议，即让自己有“实质性贸易利益”的第三方，当着专家组和当事方的面，陈述自己对本案的看法。专家组可能会向第三方提一些问题，但当事方仅仅是听众而已，坐在会场一言不发。

　　专家组一般开庭两次。一两个月后，大家会再次回到WTO，重复一遍第一次开庭的程序，只是第二次开庭往往具有更强的辩论色彩，是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反驳。

　　在专家组作出裁决后，如果有一方上诉，双方还会第三次见面，在上诉机构成员面前就裁决的“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发表意见。上诉开庭程序与专家组开庭程序大体相同。但上诉机构是常设的，总共7个人，由其中三个人负责审理某个案件。由于上诉属于“法律审”，上诉机构成员又都是“老手”，因此他们坐在台上，WTO法庭的味道会更浓一些。

　　从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多年来杨国华一次次走进WTO总部的大门，又一次次带着胜利的喜悦或者败诉的悲伤离开。然而每一次的到访，他都知道，自己和身边的WTO法律人，就是中国贸易权利的国家卫队，他们要为国家守住贸易权利的底线。

阻击美国“双反”调查的

“七年抗战”

　　手里拿着WTO上诉机构关于中国诉美国关税法修订案（GPX立法）世贸争端案的裁决报告，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场持续7年的贸易诉讼终于尘埃落地。

　　“用七年抗战形容这场诉讼一点都不为过。”肖瑾说，从2007年到2014年的7年间，肖瑾作为中国政府在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代理律师，前后为这个关税法案修订进行了多场“大战”，从一开始的手足无措到后面的扭转乾坤，再到熟悉WTO贸易规则后的捷报频传。

　　7年间，肖瑾与中国WTO法律人一起，走过了“抗战”最艰苦卓绝的岁月，也见证了中国在WTO贸易诉讼的苦辣酸甜。

　　2007年，美国商务部在继续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下，单方面改变了其过去20年的做法，对华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然而，这一仓促的决定注定为日后的争端种下了‘祸根’，也为中国政府和企业阻击双反调查提供了机会。”肖瑾谈道，美国商务部发起“双反”调查的决定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业界的极大愤慨。在双边场合，中方与美方进行了强势的交涉，但美商务部已是骑虎难下，不可能收回成命。

　　2007年9月14日，中国在WTO正式就铜版纸案的初裁向美国提出磋商请求，开始了中国政府与另一WTO成员“单挑”的历史。

　　“结果，历史和各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谈道，2007年11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进口产品并未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在缺少这一法定要件的情况下，商务部无权采取“双反”措施。相应地，案件也走向了终结。

　　在铜版纸案调查期间，美国国内产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分别针对标准钢管、薄壁矩形钢管、编织袋和非公路用轮胎发起了四组“双反”调查。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针对中国是否构成反倾销与反补贴的问题产生了明显分歧，肖瑾谈道，中方律师团队在此期间一边战斗一边成长，开始熟悉WTO贸易的诉讼规则，案件一共历时903天，中方终于首战告捷！

　　截至2012年初，美国商务部累计发起了26起“双反”调查，年涉案金额高达70余亿美元。

　　“在这些案件中，美国商务部的裁决犹如‘俄罗斯套娃’，在关键问题上运用相同或类似的违反规则的法律标准和分析方法。对此，中方如何在获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运用上诉机构给出的法律武器扩大战果，成为中方律师团队的主要工作。”肖瑾说。

　　历时7年的诉讼之路，凝结着太多心血和泪水，拿到最终全面胜诉的裁决，肖瑾坦言：“回头看这些年的多次双边诉讼，中方已经有了诸多斩获，推动了多边规则的发展，迫使美国国会修改了立法，挤压了美国商务部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空间。在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上，我们仍需继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前行，不破楼兰终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