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之下，民营医院如何突围？

    近年来，公立医院数量逐步减少，民营医院却稳步增加，但随着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日渐深入，民营医院市场也受到了很大冲击。频频质疑声中，民营医院该如何突围？

　　不久前，在民营的武汉北斗星耳鼻喉医院，李静接受了甲状腺病灶摘除手术，主刀大夫高阳是一家公立医院医生。高阳被称为湖北耳鼻喉-头颈外科“一把刀”，平日里极难预约。

　　李静既没找关系，也没托人情，她通过北斗星耳鼻喉医院“点名医”服务就约到了三甲医院的名医高阳。手术前，李静就是在这家三甲医院确诊的。彼时，她也想让高阳为其手术，但需等待一个月时间。

　　后来，她得知新开业的北斗星耳鼻喉医院推出了“点名医”服务，抱着试试看态度，李静去了这家私立医院。该院迅速行动，3天后让高阳为她做了手术。

　　据北斗星耳鼻喉医院院长王智楠介绍，他们致力于为名医打造多点执业的理想平台，该平台汇聚国内外耳鼻喉-头颈外科、眼科、口腔科等大五官领域名医。

　　“以后，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武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钦点’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北上广的大牌专家甚至来自美国的‘洋医生’为自己治病，让患者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也让更多名医的价值得到社会认可。”王智楠说。

　　但患者使用“点名医”服务时，需要根据专家的级别、住宿、路程远近等，缴纳数额不等的会诊费。这种看似方便患者的模式，很快引发争议。

　　有人认为，此办法可省去时间成本，也有人质疑，在私立医院花钱点专家，会导致优质医疗资源向富人倾斜，对于收入有限的普通老百姓不公平。

　　华中科技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方鹏骞教授觉得，在国家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的大背景下，医疗资源的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点专家”模式产生，一方面满足了患者更高的就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借了国家政策的东风，“点专家可能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说法其实是误读。

公立医院名医跳槽到民营医院

　　众所周知，民营医院请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异常困难，从公立医院挖人，更是难上加难。可北斗星耳鼻喉医院的专家团队竟全部是当地三家医院的名医，且均是专职。

　　作为才成立几个月的民营医院，北斗星耳鼻喉医院已多次被媒体关注，最早与“王智楠辞职事件”有关。该院现任院长王智楠，此前系武汉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同时她还为湖北省重点专学科带头人。

　　就在北斗星耳鼻喉医院成立前，王智楠神秘“消失”了，坊间对她的去处出现了多种猜测。

　　直到今年年初，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的她，在微信公号中写了一篇文章，“挂号并不简单，我的精力也并非无限，很多时候你们带着宝宝专程来找我，最后却不能如愿，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所以，她梦想“构建一种新的医疗服务，让患者朋友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与医生交流”。

　　按照王智楠介绍，她正筹建自己的“理想国”——一家类似美国“美奥诊所”的医疗机构，有好专家、好设备和足够的时间，为患儿提供个性化服务，弥补公立医院的不足。

　　后来，北斗星耳鼻喉医院应运而生。除王智楠外，该医院团队阵容非常强大。

　　如，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耳鼻喉科原主任郭长凯，担任业务副院长；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蒋代华，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61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此外还有武汉市第三医院、武大口腔医院等多位耳鼻喉科专家……此前，他们均是原单位骨干力量。

　　这些名医集体从公立医院“出走”后，震惊了全国医学界。他们也与过去一些在民营医院打专家“招牌”不同，全是彻底离开原单位，直接将医师执照注册在北斗星耳鼻喉医院。

　　方鹏骞教授分析，这批医生的出走，实际上也是公立医院人事制度发生变化的体现。

　　“过去将医生死死捆绑在公立医院科研、评选职称、项目等问题上，如今国家对民营医院这块的待遇也渐渐趋同，医生即便流动也不存在职业前景的担忧。”方鹏骞教授说，“此外，公立医院去行政化，事业单位编制也逐渐取消，人才的流动就有了可能性。”

　　记者注意到，今年5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要求消除社会办医的体制机制障碍，各地要制定具体办法，切实落实社会办医疗机构在科研、技术职称考评、人才培养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相关政策。

　　“最实在的方面是，高端民营医院比公立医院管理更灵活，不仅薪酬更高，工作时间也会更短，管理模式更倾向国际化的操作，更有效率。” 方鹏骞教授称。

　　他还认为，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推进，私立医院规模扩大、社会声誉提升，公立医院医生向民营医院的流动，将慢慢成为一种趋势。

　　另有资深业内专家表示，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正在走向一种平衡，“而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资源、人才的流动或者说行业大洗牌！”

机遇和风险共存

　　谈及民营医院，“魏则西事件”无法绕开。事件发生后，中国非公医疗协会副会长闫东方在公共场合曾多次重复过一句话——“2016年5月是中国非公办医前途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依照闫东方观察，“魏则西事件”对民营医院的影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并且常有人半夜打电话问他“某某家医院是民营的吗？还能去看病吗？”

　　最严重的是，受“魏则西事件”影响，闫东方监控的20家民营医疗机构的营业额都出现了直接下滑，“好一点掉了20%，最差的直接损失了80%的营业额，起码有6家出现了裁员的状况。”

　　在那场舆论漩涡中，公众指责的矛头虽是“莆田系”，但“非莆系”也受到重创。

　　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底，全国医疗机构中，公立医院12608个，民营医院16807个。与2016年3月底比较，公立医院减少385个，民营医院增加1811个。

　　由此可看出，民营医院近年内在数量和规模都上有了长足发展，并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可民营医院作为整个医疗大市场中重要的博弈角色，在“新医改”面前也面临着与公立医院相同的问题，且困难更大。

　　有专家指出，目前由于民营医院在医疗卫生行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不是很大，社会影响力不够，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对民营医院考虑的较少，“因此，在某些方面享受不到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甚至是一些应有权利，如执业注册、职称晋升等与医务人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与公立医院存在明显差异。”

　　“再者，由于我国民营医院规模普遍较小，往往得不到卫生主管部门与监管部门应有的重视与监管，放任自流，使其良莠不齐，导致医疗市场混乱，破坏了民营医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使其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该专家还强调。

　　但民营医院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例如，除公众常见的虚假宣传、承包公立医院科室等问题外，这些年，民营医院在手术中强行加价、患者被医生殴打等事件也频频发生。

　　而且，民营医院已从传统的男科、肛肠、美容整形等，扩展到产科、心脑血管甚至肿瘤等“高风险”领域。记者注意到，民营医院虽迅速发展，但官方对其监管，仍存缺失。

　　不过，对于民营医院乱象，监管部门也一直大力纠偏。2000年，“科室外包”被叫停，2004年又被列入“严肃查处”之列，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仍被明令禁止。

　　几个月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中也再次要求民营医院要“严格行业监管和行业自律”。

　　尽管如此，有业内专家总结，目前民营医院发展仍然存在三大顽疾：重眼前，轻长远；重使用，轻培养；重设备，轻人才。

　　同时，专家也道出了“新医改”政策下，民营医院具备的优势：“在产权制度与体制上具有优势、在服务质量上具有优势、在经营管理与成本控制上具有优势”。

　　另有专家介绍，随着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日渐深入，民营医院市场也受到了很大冲击，“这对民营医院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能尽早转变原有模式来转型，将获得较好的市场机会。不过，由于一部分民营医院依赖于原有模式过深，难以转型，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不同于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是从内外两条线展开的，对民营医院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外部。这是因为民营医疗机构的内部监管较严，医疗行为不规范主要来自机构意志而非医生个人。不过来自外部的挑战依旧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于民营医疗机构自身竞争力的削弱，另一个是对于民营医院的原有盈利模式的打击。”上述专家还指出。

　　实际上，关于民营医院发展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民营医院对‘医改’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在我看来，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强大的民营医院体系是‘医改’成功的关键，只有民营医院健康发展，才能对严重垄断+行政化的公立医院体系形成竞争冲击。”

　　然而，令黄洁夫担忧的是，很多行内或者行外的人对民营医院的定位和作用仍没有清醒的认识。

与公立医院形成“医联体”？

　　对于民营医院如何更好突围，业界普遍共识是，与公立医院形成“医联体”。

　　从公开可查的信息来看，“医联体”概念应是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首次提出的。具体是指以三级医院为核心带着几个二级医院辐射一片社区和乡镇，实现城乡统筹，让基层医院强起来和大医院上下联动沟通的一体化架构。

　　2016年12月，国家卫计委在发布的《关于开展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有三处提到了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从文件上看，“医联体”对民营医疗机构终于等到政策上的支持。

　　但据长期从事医疗服务的秦冰而言：“对于一些较优秀的民营医院来说，在纳入医保农合保险城乡统筹的基础上是否加入‘医联体’的意义并不是太大，因为对于这一部分优秀的民营医院（专科）来说，它本身就是在经营‘百姓家门口的医院’。”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院长王国品则表示：“目前有一种声音，不主张公立的基层医院与民营医院形成‘医联体’。我觉得，如果在同一区域内，民营医院的服务比公立医院好、技术水平比公立医院高，就不应该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应该给各医疗机构多项选择的机会，在政策导向上体现公平、公正。”

　　同时，他还担心，现在正在推进的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制度，会再次将民营医院边缘化。

　　对此，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蒋沁称：“打造‘医联体’不是公立医院的专利，目前大多数‘医联体’中，几乎都是由一家大公立医院与若干公立医院组成‘1+X’模式，鲜有政策文件中所提及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到‘医联体’建设的案例。”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病人在一家‘医联体’医院就诊，涉及转诊时也一定会在‘医联体’内部转诊，等于变相剥夺了患者的选择权，不仅造成患者的多元化就医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其他医院尤其是民营医院也不公平。”蒋沁说。

　　按照黄洁夫分析：“‘医联体’制度的本意是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确实不能让公立医院把‘医联体’当做争取市场的方式或手段，否则‘医联体’就变了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通过进一步发挥医保经济杠杆作用，合理拉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和城市大医院间的报销水平差距，增强在基层看病就医的吸引力，从而实现医疗资源的有效分配。

　　追溯民营医院发展史，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有社会力量涉足医疗机构。但社会力量真正踏入医疗行业，则在20世纪90年代卫生部明确放宽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投资限制之后。

　　此后，在2009年新医改政策导向推动下，社会资本更加积极明确地参与到医疗事业之中，进一步确立了社会力量在医疗行业中的地位。根据各地卫计委公布的数字，民营医院在所有医疗机构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公立医院。

　　虽然数量占比方面已经超过公立医院，但因为对民营医院采取“严进宽出”的监管政策，诊疗水平有限和违规操作频发，成为限制民营医院发展的“两座大山”。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能否联手，共建“医联体”？业内专家的设想是，在提高民营医院自身医疗水平的同时，“医联体”能让民营医院承接公立医院转出的病人，加快公立医院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医疗资源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限的资源没有用在高价值的地方。”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李琰对媒体表示。

　　据李琰介绍，在他工作的医院中，开颅手术病人一般需要近一个月的康复时间，在此期间，病人会一直占用医院床位，这是医院床位利用效率极其低下的原因之一。

　　而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时，李琰发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完成开颅手术的病人，三天内就会被转到和医学中心有合作关系的护理中心进行康复管理，“如果能够和这些私营医疗机构共建‘医联体’，为不同层次的病人提供康复服务，从而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这就是医疗市场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事实上，大多民营医院从业者，更关注的是在“医联体”下，到底该建设怎样的民营医院？

　　长期从事医疗服务的秦冰表示：“‘医联体’其实也给所有民营医疗机构再次提了个醒，到底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医院，为了顺应医改的大趋势，民营医疗机构在办什么样的医院这个问题上应该好好考虑，办综合或者专科，靠设备还是人才？”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在与同级的公立医院的对比中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医院发展方向应该是向左还是向右。”秦冰称。

　　秦冰建议：“对于营利性的民营医疗机构来说，未来无论是面对‘医联体’还是‘医共体’，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能吸引患者、留住患者、服务患者、把实惠留给患者，在高质量和低成本中二选一，做百姓家门口的医院。”

　　（文中李静、高阳、李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