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法科生的“中国梦”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说，对于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像赵安之这样亲自用行动验证自己方案的人极少。因此，他体验后的感受和思考非常宝贵。

　　“我来过，战斗过，已经无所谓结果。”2015年，当了3年村党支部书记后，27岁的赵安之离开祁川村，前往甘肃省兰石集团工会办公室挂职副主任。

　　作为一个外来村干部，赵安之曾在这里做了诸多“制度性的工作”。但不久后，这些心血是否会付诸东流、烟消云散，甚至不再有人想起。赵安之不得而知。

　　时隔一年多，赵安之把自己在祁川村工作中的观察、思考，写成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一书。在该书中，他畅谈精准扶贫、农业经济、乡村司法等话题。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迟方旭评价说，《祁村奋斗》不仅是祁村的奋斗、赵安之的奋斗，更是农村党支部书记们的中国梦，所有农民和农村工作者的奋斗与梦想。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说，对于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像赵安之这样亲自用行动验证自己方案的人极少。因此，他体验后的感受和思考非常宝贵。

　　如今，时过境迁，当有人再问起，“后悔当初的选择吗？”赵安之说，“无所谓后悔不后悔，只是感慨万千。”“如果再给一次机会，还会选择祁川村吗？”他说，“不会，机会成本太大。”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可能源于文秘工作做得不差，2012年6月，被派往城关镇五里沟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兰州大学毕业3年后，2012年3月，赵安之从北京回到家乡甘肃庆阳市镇原县，进入该县城关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做了一名秘书。由于他工作出色，3个月后，被派往基层。

　　在五里沟村工作半年多，对当地工作略有些眉目时，甘肃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2013年1月，赵安之被临时调到祁川村，专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初到祁川村，赵安之发现，村里整体村容村貌落后，硬件基础建设欠账太大，基层党建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比较落后，甚至村情复杂、矛盾突出，是远近闻名的“问题村”。

　　于是，赵安之带着问题与责任，不断深入调研、学习、思考，在职攻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硕士。通过大量观察与思考，赵安之得出结论：“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远比想象艰巨和曲折得多。

　　祁川村，隶属于甘肃庆阳市镇原县，常年干旱缺水，近年人口大量外迁，可以说是一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典型贫困村庄。“一个村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切片。”为了更好地在农村开展工作，学农的赵安之又读了兰州大学法律硕士。赵安之说：“在基层工作，法律太重要了。”

“地方性知识”书上学不到

　　不过，读好书不一定能治好村。赵安之按照国家选举法在村里组织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竟然步步都遇到困难。首要的问题是选民达不到人数要求。好不容易满足了人数要求，到了无记名投票环节，又有村民不同意无记名投票，坚持要举手表决……

　　赵安之发现，来源于基层的“地方性知识”不是从书本上能学得到的。从上层政策设计、政策落实到户，再到实现政策目标，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地方各级基层工作者探索“高效分配手段”和“有效监督制度”，并不断试错和创新。

　　以惠农政策“农业综合补贴”为例，来自上级财政的专项补贴资金要合情合理地落实到每个农户，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技术难题。资金补贴到户后，农户是否按补贴面积种粮（或退耕还林）以达到政策奖补的最终目的，谁去监督、怎么监督、惩处办法如何？这又需要大量制度设计。

　　赵安之说，每一项政策的出台、落实、反馈、总结，每个环节都需要研究者、实践者、接受者发出客观真实的声音。这些大量的地方性知识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反思。“学历只能说明我们具备钻研问题的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就能解决问题。”

　　就学历而言，赵安之是祁川村历届班子里最出众的，其他领导者大多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但很多时候，当地农民想出的办法倒比“见过世面”的大学生更有效。

　　比如，在村务管理中，由于有的留守老人不识字无法直接参与方案选择。有人提议，“投石计票”，摆一排盆子，盆上放着项目各个方案图片，村民以石子为票，投入盆中。

法律是参考书更是护身符

　　但赵安之也有身为法科生的优势。他摸索总结出了农村金融、民主选举、低保评议等诸多制度模式。比如：“135模式”，即“第一书记驻村制度”（选派具备相关知识背景的正式干部驻村，提供民主建设的人力资源保障），“行政村三委会制度”（在行政村设立党支部、村委会、监委会，进行民主决策和有效监督），“村小组五代表制度”（在村民小组，由村民大会选举五名代表作为常设机构，协助和监督村民小组长民主开展各项事务）。

　　赵安之认为，这其中融入了诸如社会契约、权力监督、待议民主等思路，是他在村级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领域的探索和总结。

　　在践行这种契约精神的同时，赵安之发现，近年来“官民纠纷”在乡村社会有递增的态势。比如：市政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征拆补偿、惠农补贴在发放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合理、乡村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利益归属的争夺等。

　　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纠纷矛盾呢？赵安之说，是法律。在国家不断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在基层工作，法律太重要了。基层工作者往往是政策执行者。因此，法律既是他们工作的参考书，更是干部自己的护身符。

　　比如在征地补偿过程中，《土地管理法》为土地的征用、赔偿、分配提供了依据。再比如《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为村级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是乡村干部的工作准则等。

　　但“参考书”很难解决所有问题。比如，祁川村每逢领导视察，必须清扫村部、街道、水渠、沟口等公共地段。每次垃圾清理都需有偿调用劳动力。仅这一项平均每年花费3万元左右，而村级办公经费每年仅8000元，村内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全靠乡政府转移支付。

　　再如，2014年分配“低保”名额时，一位在外务工、穿着体面讲究的村民，为给父母争取政府每月发放几十块钱的“低保”争得面红耳赤。一位老者，三个儿子都住在青砖红瓦的庭院里，小儿子有车，却仍向赵安之哭诉他们生活拮据、孙子没有零花钱，请求给予资助。

　　“基层民事纠纷数量庞大、琐碎……主要依靠民间调解。”赵安之发现，近年来农村民事纠纷呈高速增长态势。以婚姻纠纷为例，最近几年，因农村天价彩礼畸形飙升，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农村婚姻纠纷的高度关注。其中，彩礼缴纳纠纷、彩礼返还纠纷“最扎眼”。

　　回顾在农村工作的生活，赵安之说，2012年创办农村互助资金协会和2014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两件事最难忘。前者通过建立村组内置微金融组织的方式，试图帮助农民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后者通过推行“135模式”，向村民传播民主法治理念。

　　在农村工作3年，赵安之有收获，有失落。“从工作角度上说，一无所获，甚至到了快要失业的边缘，也曾经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里，备受漠视和排挤。”但他认为，所做的工作曾被政府领导、三农专家、村民广泛认可，“为自己的青春交了一份问心无愧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