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品励学 师风垂范

  杨敦先教授在提升中国刑法学理论研究水平、推动中国刑事法治进步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曾被誉为北大刑法学科“三杨”之一，培养了一大批著名法学家。

追忆刑法学“拓荒者”杨敦先

　　2017年6月15日，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原副总干事兼秘书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刑法学家杨敦先教授因病逝世，享年83岁。6月19日上午8点，杨敦先教授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其生前亲友、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前往送行。

　　“敦品励学，娓娓传道，教我慎刑明法。先生仰止，蔼蔼可亲，不朽道德文章。”杨敦先教授在提升中国刑法学理论研究水平、推动中国刑事法治进步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北京大学发布讣告如是评价。

　　杨敦先生前一直站在中国法治建设前沿，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学的启蒙者、拓荒者。姜明安、陈兴良等一大批著名法学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都曾是他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北大刑法学科“三杨”闻名法学界，其中“一杨”就是杨敦先。但他退休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父亲的一生，60余年和北大、法学院相联系。整理他的照片时，拿开北大和法学院，他的岁月仿佛是一片空白。”杨敦先教授从美国赶回来处理后事的儿子回忆说。

　　1955年，杨敦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再没有离开过北大。在这里，他见证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沉浮与复兴。

偏重刑法实务研究的启蒙者

　　1935年4月，杨敦先出生在江苏苏北的一个农村家庭。

　　杨敦先因何与法学结缘？据《中国法学家访谈录》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苏北地区斗争非常残酷，为了巩固和保卫新政权，许多人报名参了军。杨敦先因年龄小报考了北京大学。

　　195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恢复重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1955年，杨敦先正式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与法学结下不解之缘。

　　但北京大学恢复法律系之初，主要都是学 “苏联的东西”。此后，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起草刑法草案，但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扩大化，这一工作又停滞了。

　　直到1972年，北大恢复法律系招生工作，杨敦先开始主要讲授行政学方面课程。当时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学生大多是从实践部门报送来的，比如北京公安局、法院、政法委等部门。

　　其时，受教学工作影响，杨敦先开始偏重刑法研究，尤其是刑法实务问题研究。著名刑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是高考恢复后北京大学法律系招录的第一批本科生，即人们常说的“七七级”，他们的刑法课老师正是杨敦先教授。

　　据陈兴良介绍，最早从事刑法研究和杨敦先教授同龄的一批人，大部分人后来脱离了法律专业，有的人到中学教书，有的人到企业、党政部门工作，留在大学教授法律的人少之又少。

　　“北京大学是极个别还保留着法律系的学校，同时也正因为像杨敦先教授这样的老师还坚守在法学教育工作岗位上，才使得高考恢复后，北京大学能够及时补上法学教育的空当，撑起法学专业的教育研究事业，让法学教育短时间内走上正轨。”陈兴良说。

　　当时，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种种困难，整个刑法学界，可谓“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一张白纸”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杨老师是我们这个刑法学研究的先驱者，也是一个开拓者。”陈兴良说。

　　陈兴良回忆称，当时的刑法教学，没有教科书，没有资料，更没有现在各种关于刑法研究的学术论文，甚至法学教育还曾出现过“上法律课，法律还没制定”的情形。

　　“当时杨老师自己写讲义，刚开始发给我们一本小册子，叫‘新刑法的辅导资料’。”陈兴良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杨老师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积累，这个课程当时是很难开设的。”

  “新刑法公布没有两个月，就开始开课，难度的确很大。”

　　尽管教学设施简陋、教学条件艰苦，但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多名北京大学法律系“七七级”学生时，许多人表示至今都记得杨敦先当年讲课条理清楚、通俗易懂、系统性强。

    在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教授印象里，“杨老师刑法学术功底深厚，刑法课上了整整一学年，所以我们刑法课学得非常扎实。虽然当时没有教材，但是杨敦先老师的讲稿非常有分量，我们那一届每一个同学的课堂笔记，都是上完杨老师的课笔记最厚。”

    “杨老师的每一节课，我都坐在前排。那时候杨老师结合大量案例讲刑法，大家兴趣特别大。杨老师是那时候北大法律系讲课讲得最好的老师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回忆称。

　　 “杨老师是我们北大法律系‘七七级’‘七八级’刑法学课程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们从事法学研究的启蒙老师。”陈兴良说。

自称执业时间最长的律师

　　北京大学法律系“七七级”的班长刘和海对杨敦先教授至今难以忘怀一件事。 “一天，杨老师突然穿了一身档次极高、青灰色的笔挺中山装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面对众多的诧异目光，他忽然变得极不自然。当他很快洞悉一切后，微笑着说，这衣服，发的，参加公审‘四人帮’辩护团后，公家发的。”刘和海回忆说。

　　审判“四人帮”出现了辩护律师，这意味着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崭新的一面。杨敦先教授作为辩护团律师，被指派为王洪文辩护。

　　“当时律师的发言都要经过批准，开始不允许我们看案卷，后来经过交涉就让我们看了。开始我们认为要律师也就是摆架子，但在实际上起到了一些小作用。”杨敦先教授生前接受《中国法学家访谈录》采访时说。

　　对于律师制度，杨敦先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律师制度是为了对审判工作起到一个把关作用。

　　杨敦先生前接受采访时，他称自己是当时执业时间最长的律师。“我1955年考取北大法律系，1956年，就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庭辩护了。”

　　在陈兴良的记忆里，作为辩护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杨敦先教授是很称职的。在学术研究上，杨敦先教授曾主编或参编专业书籍近二十余种，发表论文上百篇。其中《中国刑法论》曾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是法学院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

治学严谨 人格高尚

　　“很早之前，杨老师就在北大法学院用自己的钱设立了一个基金，专门用来帮助贫困学生，这在法学院老师里是独一份！”陈兴良认为，这体现了杨敦先教授的高风亮节。

　　北大法学院发的讣告中称，“退休后杨敦先教授积极捐资助学，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了‘育才助学金’，共帮扶学生192人次。”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树臣也曾经是杨敦先教授的学生。他回忆说：“1998年，当时我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有一起刑事审判案件，被告是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杨敦先教授是被告辩护人，他本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提醒法院注意，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武树臣说，杨敦先严格依法辩护，不干预司法工作的精神令他钦佩。

　　陈兴良记得，在杨敦先教授八十大寿前，他们几个学生曾想给杨敦先教授整理一个论文文集，纪念其80大寿，结果被拒绝了。“他说没必要，现在想来还是挺遗憾的。他个人比较低调，更不爱出风头，他希望自己很平静地度过晚年，退休后很少外出。”

　　“杨敦先老师的为人耿直也是出了名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不会阿谀奉承。”杨敦先的学生刘勇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他对教师这个职业非常热爱，甚至痴迷。他觉得他适合在一线当老师，他上课的时候多次谈到，最高法院刑庭、司法部等部门都想把他调去，但他都拒绝了。当时这些部门人才极其缺乏。”何勤华至今依然清晰记得杨敦先之前说的话，“给学生传授知识，你想给学生一杯水的量，你就要准备一桶水的量。”

　　“杨老师讲课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常常娓娓道来！杨老师给我们传授的知识是我辈永远的财富。”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张恒山回忆说。

　　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志强回忆称，“杨敦先治学严谨。杨老师在课堂上对一次作业进行了点评，说有个别同学把‘构成’犯罪写成了‘够成’，作为法律专业的同学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

　　后来，看着作业本上的红字，张志强才知道老师说的是自己，“我们和‘七八级’一起上刑法学课。杨老师要看完140多个学生的作业，绝对不是很轻松的事。但他发现了作业中的错别字也会认真提醒大家，可见杨老师的教学态度不是一般的认真。”

　　杨敦先的学生、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曲三强教授说，“杨老师帮助我良多。”他谦和、敦厚、治学严谨，常以宽厚的胸怀去面对许多不公、不平待遇。他出身贫寒，却刻苦向上，乐观、积极、淡泊名利，一直是我崇敬的榜样！“杨敦先老师的离世，令人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