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派员复核“于欢故意伤害案”主要证人19名

　　本报讯（记者薛应军） 日前，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山东聊城“于欢故意伤害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以来，最高检工作组会同山东省检察院专案组，先后赴冠县、聊城、济南等地开展了大量调查工作，除实地查看案发现场、核查关联案件、组织专家论证外，重点围绕案件事实和舆论关注焦点，提审上诉人于欢2次、复核主要证人19人、调取重要书证50余份，进一步查清了案件事实。

　　最高检经调查认为，山东聊城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应当通过第二审程序依法予以纠正。

　　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检察官在法庭上充分阐述检察机关意见认为，从防卫意图看，于欢的捅刺行为是为了保护本人及其母亲合法权益而实施的；从防卫起因看，该案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从防卫时间看，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从防卫对象看，于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的反击；从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检方认为，在案证据证实，讨债方存在持续进行的严重不法侵害行为，按时间顺序可分三个阶段：一是2016年4月1日赵荣荣等人非法侵入于欢家住宅、4月13日擅自将于欢住宅家电等物品搬运至源大公司堆放，吴学占将苏银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二是2016年4月14日下午至当晚民警处警，讨债方采取盯守、围困等行为限制剥夺于欢、苏银霞人身自由，实施辱骂、脱裤暴露下体在苏银霞面前摆动侮辱等严重侵害于欢、苏银霞人格尊严的行为，采用扇拍于欢面颊、揪抓于欢头发、按压于欢不准起身等行为侵害于欢人身权利等；三是从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至于欢持刀捅刺之前，讨债方持续阻止于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强迫于欢坐下等。这三个阶段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具有持续性且不断升级，已涉嫌非法拘禁违法犯罪和对人身的侵害行为。

　　该案中，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是案件的转折点。民警处警本应使事态缓和，不法侵害得到有效制止。但在案证据证实，杜志浩一方对于欢的不法侵害行为，没有因为民警出警得到控制和停止，相反又进一步升级。于欢在持刀发出警告无效后，捅刺了围在身边的人。

　　但正当防卫的适度性条件要求，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该案中，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伤亡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首先，于欢不具备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虽然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权遭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尊严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但直至民警出警后均未遭遇任何针对生命权严重不法侵害，因而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其次，本案属于违法逼债激发的防卫案件。杜志浩等人的目的就是把钱要回，手段相对克制，没有暴力殴打于欢母子的意思和行为；讨债一方对杜志浩脱裤暴露下体的行为给予了制止；当于欢捅刺杜志浩、程学贺后，严建军、郭彦刚、么传行等人围站在于欢身边，也没有明显的暴力攻击。最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于欢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摆脱困境，使用致命性工具刺向加害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后果，其行为结果明显属于“重大损害”。

　　因此，从不法侵害行为看，虽然加害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具，未进行严重暴力攻击，于欢身上伤情甚至未达到轻微伤程度；从防卫紧迫性看，出警民警已到场，虽然离开接待室，但仍在源大公司院内寻找报警人、了解情况，从接待室可以清晰看到门前警车及警灯闪烁；从防卫行为保护的法益与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衡量看，要保护的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是生命健康，两者相比不相适应。从防卫行为使用的工具、致伤部位、捅刺强度及后果综合衡量看，于欢使用的是长26厘米的单刃刀，致伤部位为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捅刺强度深达15厘米，造成1死2重伤1轻伤的严重后果，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