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俊波落马：或迎来新金融监管新时代

    十九大召开前，最高检推出一部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让那些对中国政治生态倍感神秘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热播期间，项俊波的落马成为该剧最有力的注脚。他是十八大以来第28名“落马”的中央委员，也是金融系统被调查的最高级别官员。

　　中国历来有“以史为鉴”的说法，一部漫长的封建王朝兴衰更替史，往往有许多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及教训。然而一板一眼的历史书可能并不适合平民化、大众化的审美需求，于是一大批历史剧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缺，其中有关反腐题材的又最常被人们讨论。

满足大众心理需求

　　“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历来是文艺创作的主题之一，反腐题材影视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假丑恶的憎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为什么说满足大众的心理需要是反腐题材历史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趋势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素有雅、俗之分，所谓“雅文化”是以官方文化和贵族、文人文化为主要成分，而“俗文化”则以民间文化为主。所谓民间文化主要集中在平民意识和平民精神，它高度关注平民的情感世界和精神文化需求，是一种注重情感的文化，不追求精确的把握对象和理性思辨的分析事理，反腐题材历史剧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以电视剧《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为例，严嵩时任内阁首辅二十年，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奸相”，其子严世蕃仰赖其父荫庇，飞扬跋扈，无恶不作。海瑞作为一名举世闻名的清官，出现在电视剧中反腐，其依据是大明律法和民为上的思想，而在电视剧外，更是符合大众“希望有人惩奸除恶”的心理需要。

　　反腐题材历史剧首先属于历史剧的范畴，而中国历史剧长期与平民文化有依托关系，不论从选材、情节结构方面，还是在人物塑造上，都充分以平民审美品位作为创作指引。反腐题材历史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想要“惩恶扬善”的心理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众关注的也许并不是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而只是希望能在剧情推动的过程中让大众获得情感体验和情感满足以及自我价值的认同。

　　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为大众带来心理愉悦和精神释放，本身就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而作为反腐题材历史剧，除了能解脱观众的生活压力、满足其情感需要外，还需要留下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传播价值，这就要求反腐题材历史剧要有历史性，不能一味注重情感表达。

兼具戏剧性与历史性

　　“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是茅盾先生对历史剧曾作出的总结，这话同样适用于反腐题材历史剧受欢迎原因的概述。大众正是因为在反腐题材历史剧中看到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富有张力的戏剧性，才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优秀的反腐题材历史剧是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巧妙结合，兼具戏剧性和历史性。历史的真实，即历史剧的主要人物和基本事件应该是历史的事实，不允许虚构；艺术的真实，即剧中的次要人物和故事细节可以虚构，在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又不乏戏剧性。

　　很多人喜爱的反腐历史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康熙作为皇权拥有者，痛恨腐败且亲自到民间体察民情，从而收拾了一大批中饱私囊的地方官员。它一方面是在解构“康乾盛世”出现的可能，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这是基于历史层面的真实；另一方面则是以戏谑的方式描写封建社会的贪污，讽刺贪官污吏事件败露后的无能为力，具有戏剧传奇性。

　　而另一部受欢迎的反腐历史电视剧《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则刻画了嘉靖皇帝出于巩固权力的反腐，人物关系刻画更为复杂，矛盾看起来更符合历史真实也更具戏剧性。嘉靖明知严嵩腐败但不愿意承认统治结构内部有问题，他支持海瑞彻查浙江之案但又暗地里控制着权力制衡；海瑞一生清廉，以国为家，虽然始终清廉如一，但因为受嘉靖一再贬损，悲剧性色彩浓厚。剧中不仅有反腐的因果叙述，更有历史事实支撑的君臣矛盾，这是它作为反腐题材历史剧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

　　说到戏剧性，许多反腐题材历史剧其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情节虚构严重，过分宣扬历代帝王功绩，美化或丑化历史人物，过多地表现复杂的宫廷内部斗争等。除了娱乐价值外，怎样让优秀的电视剧为观众带去思考，这也是创作者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毕竟能带给观众基于历史的思考正是反腐题材历史剧被大众热爱的重要因素。

历史照进现实的参考意义

　　电视剧作为一种直观形象的媒介，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往往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

　　“反腐的本质是清洁我们的官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熙雍正那个时期，也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比如，在当时官员的互相监督、廉吏对贪官的弹劾、还有密折制度，对今天的反腐有某种参考意义。”曾参与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改编的编剧二月河说，“只是今天的反腐，与当时情况很大不同。过去腐败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现在损伤的是人民的利益，引起的愤怒，也是人民的愤怒。”

　　反腐题材历史剧的现实参考意义一部分来源于腐败最终会被揭露被惩治的积极暗示，可以让大众收获一些安稳；一方面来源于主角身上的勤政廉洁对在职干部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充满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正能量。

　　以《于成龙》为例，于成龙这一历史人物人格的形成离不开他在价值观形成阶段所受的文化教育。剧中，于成龙告别家乡赴罗城履职的重头戏不是乡亲们的欢呼送别，而是临行前永宁书院邢先生和母亲的重托。邢先生把自己心爱的读《论语》、讲《论语》的心血所得《论语别叙》赠与于成龙，并教导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要始终恪守儒家思想的教诲，事事当思为人做官之道，以仁爱之心待人。此后，于成龙坚持着“一清二白”的简朴生活，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皆有政声，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开启了革弊风清的时代风尚。

　　贪污受贿现象古今中外俱已有之，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遏制措施却各有不同。在封建社会，杀几个贪官、办几员污吏以整顿吏治、稳固朝廷，就算是百姓额手称庆的好世道了，但依靠圣明天子去反腐败，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几十年的康乾盛世。在当今社会，面对具备现代法律素养和自我约束观念的现代官员和公务员群体，由内而外的意识形态培育很重要，反腐题材历史剧如果能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更深层次的创作和精神内核挖掘，将是电视剧行业的一大创举。

（本文根据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