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刑事立法与治安立法双管齐下

    周朝的刑、禁与罚，总结来说，就是：刑事立法与治安立法双管齐下，各尽其用。古人懂得：刑事立法与治安立法不同，刑以惩非，刑可导禁，而禁是用来“左右刑罚”的，共同作用于社会而各尽其用。

刑事立法以“五刑”为核心

    从语源学上讲，“刑”有三项基本义：其一，刑者型也，使之接受规范而成形，即塑造秩序社会的范型。《礼记·王制》记载：“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礼记·礼运》称“刑仁讲让”。

    其二，刑者法也，指法典条例，即国家对暴力手段所做的理性规范。例《易·丰卦》：“君子以折狱致刑”。《尚书》：“夏刑三千”；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穆王有《吕刑》。这里说的“刑”均指“法”，指律条。

    其三，刑者杀也，政府惩处犯人的暴力手段。古有五刑：黥刑、劓刑、刖刑、宫刑、大辟。又，《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最后一个义项，与民生民命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特别受到重视。

    夏商时代有五种法定刑：墨、劓、剕、宫、大辟，构成了一个以“肉刑”为特征的刑罚体系。这是从原始状态下的习惯性刑惩报复手段中脱胎而来的，自然带着野蛮而血腥的胎记。西周立国后，政府以“五刑”“五禁”“五罚”为主干，开展了刑禁狱审活动。

    周朝在“五刑”基础上增入“流、赎、鞭、扑”为法定刑，合为“九刑”，这就相应地大大压缩了原有“肉刑”的判处空间，降低了惩罚的烈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再说，“流、赎、鞭、扑”的广泛适用，对保存社会劳动力也有益，尤以“流刑”的适用为妙：为蛮荒地带的开发提供劳力资源，可以变消极因素为正能量。

明确“五禁”之法和行政处罚“五罚”

    以“五禁”为规范的治安立法九刑之外，周人明确了“左右刑罚”的“五禁”之法，指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等。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五类禁止性规范，由系列性的条例、规章组成。

   “宫禁”，是宫廷禁卫条例。“官禁”是官府机关、要害部门的禁卫护卫守卫与警巡条例，这二禁都要防火防盗防谍，责任重大。“国禁”是城邑内公共生活的警巡管制条例，是维护城市公共秩序的治安守则，如禁止非法通过或开闭城门、坊里门，禁止出入不时，衣服不正，所携不物；禁止宵行，禁止非时用火，禁止径逾邪行，禁止喧呼呜叹于市，禁止扰乱市场秩序，禁止奸淫、酗酒等等。

   “野禁”是关于郊野农田管理的禁令与规约，如禁止非时焚荒，禁止非时砍伐、渔猎，禁止踩踏毁损禾苗，禁止追逐围观喧闹国宾等。“军禁”是关于军队之兵员、兵器的禁止性条例，以及兵器的制作、配置、储存、使用方面的禁令，以及不得私自调用军用物资之类。

    总之，周人把“刑”与“禁”，即国家大法与各方面的管理条例清楚地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了，是法治意识明晰化、法理思想周延化的表现。今人或许有刑禁一体之感，但这怪不得三千年前的立法者。

    与“五刑”“五禁”相配套的还有以“五罚”为准则的行政处罚，是指行政当局对犯纪违禁者的罚款或使其赎罪的五个等级，而“罚”“赎”又可以用“限期监督劳动”去代替。这样做，体现了政府主观上希望被罚者能“不伤体、不亏财”，这是一种宽仁。

   “五罚”进一步压缩了肉刑的判处空间，更多地保全了生命体和社会财富，也降低了法治成本，相对于此前的普施肉刑、刑徒满目的情景而言，它对培育社会宽松氛围也十分有益。

   “五刑”“五禁”与“五罚”的推行，反映了周人定罪量刑的宽仁化、适当化，这就远远突破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的原始习惯法，古罗马有“十二铜表法”，法律肯定了“同态复仇”的合法性。

    公元前510—前27年是古罗马共和时代，古罗马于公元前451年制定出了“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补充了二表，后经森图里亚会议批准，公布于罗马广场。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简单，明确，扼要，适用。可惜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在战火中十二铜表被全部销毁，原文散佚。现在只能从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见梗概了。其第八表“私犯”规定：“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而毁伤其形体。”也初步走出了唯“肉刑”是用的历史困扰。刚从夏商千百年“肉刑”中走出来的周代庶民（不包括奴隶）的心中，当然会充满了“解放感”而誉其为“德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