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代表委员话“脱贫攻坚”
如何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既能安居又能乐业?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纷纷。
“2016年,中国减少1240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脱贫攻坚开局良好。”
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发展产业脱贫仍然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攻方向。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序摘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主攻产业脱贫
记者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2015年,浙江省一养殖企业,到贵州生态脆弱的武川县种构树,这个企业投资了3700万元,到去年底已经实现利润1600万元,带动了当地群众脱贫,还保护了生态。
构树是中国的一种原生品种,蛋白含量很高,适合做饲料。杂交构树种在地里,一年砍三五茬,可以加工成饲料喂猪。“实际上,这种饲料养羊、喂牛、喂猪、喂鸡、养鱼都是可以的。这类产业都是国家提倡的。”刘永富说。
内蒙古有一家民营企业在杭锦旗治沙20年,把企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相结合,现在沙产业发展起来,把周边的贫困人口带动起来,让他们脱贫了。
刘永富表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它对市场风险的应对做得比较好,也有经验,但贫困户的知识技能不足很难办企业,扶贫工作需要政府引导,但是仍然要市场来运作,穷人参与、企业带动,才能形成一个好机制。”
作为全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国要脱贫1000万人,贵州要完成脱贫100万人的目标,占其中1/10。如何让全省4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和全国人民一起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3月5日晚,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贵州省委专职副主委黄惠玲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该省减少贫困人口120.8万人,对45.8万农村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6.2万人。在她看来,产业扶贫,关键要让贫困群众参与到产业调整、结构优化过程中来,让贫困户有事可做、有股可入、有利可获。
三年前,农工党牵线搭桥引进北京一家科技有限公司,到贵州大方县发展猕猴桃产业2000亩,该公司和专业合作社与每个贫困户签订利益联结机制,农户以土地、项目资金或劳动力入股方式参与收益分红。“也就是说,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公司每年收取租金,政府再将扶贫资金交给公司作为农民的股份,同时农户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每月还能拿2000多元的工资,实现了农户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三变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黄惠玲说。
另外,该县猕猴桃产业采取连片发展,集约经营的方式。目前,引进的3家企业已种植1万余亩猕猴桃,带动660个贫困户2103人脱贫。农户每年每亩地的项目资金入股可分红收益600元左右,加上土地流转费和务工收入每户每年可增收万元以上,人均可达3000元。
在黄惠玲看来,“现代化农业需要科技支撑,企业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带动农户增收比较有保障。”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李卫华表示,从事第一产业的民营企业占比很小,大多数企业不熟悉涉农工作,加上农业产业项目风险较大,不少企业还是以公益扶贫为主,参与产业扶贫积极性不高。
他建议加快完善企业扶贫的财政、金融、土地和税收等支持政策,落实企业扶贫捐赠税前扣除,将企业参与种养殖产业扶贫纳入政策性保障体系,企业吸纳贫困村人口就业同等享受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支持政策。
易地搬迁要安居更要乐业
此外,易地扶贫搬迁区域主要分布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搬迁对象主要居住在深山、石山、高寒、荒漠化、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地区,搬迁工作面临诸多难题。
刘永富表示,易地扶贫搬迁涉及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央政府确定统一的政策,投入6000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生态非常脆弱,人在山上住着就要开荒砍树、种地、烧柴等等,所以越搞越穷,生态恶化。
3月6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介绍说,现在贵州不少老百姓正从深山里逐渐搬出来,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一步住进新房子”,但搬进去后,能不能更快过上好日子,就有很多生计方面的问题要解决。
“有很多老人在山上生活了几十年,养牛、养猪、养鸡、种菜……他们故土难离,即使搬出来过段时间,一些老人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黄惠玲提到,这部分贫困人口如何老有所依,对他们精准脱贫也至关重要。
为解决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生活问题,目前,贵州探索了五个经验:盘活承包地、山林地和宅基地“三块地”;统筹就业、就学和就医“三个问题”,确保每个搬迁户有1人以上稳定就业;衔接低保、医保和养老保险“三类保障”;建好集体经营性公司、小型农场、公共服务站“三个场所”;健全集体经营、社区管理服务、群众动员组织“三种机制”,支撑搬迁群众逐步过上好日子。
来自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麻郎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桥英说,以前交通不便,信息落后,产业单一,人均收入低,大家都外出打工。现在镇里有75栋新楼房,3000多人搬进来,有养老院、幼儿园、学校、健身场等基础设施,冬天还有暖气,条件跟城市差不多。
四川省阿坝州有很多区县乡村在2016年以前都属极度贫困地区,现在,不少藏族同胞从高山区搬到了新村,不仅远离了艰苦的环境,还结合周围旅游资源依托新村较完善的硬件基础,将搬迁脱贫和旅游扶贫相结合。
在红原县邛溪镇达格龙村,这里平均海拔高3500米,当地居民主要以传统畜牧业为主,收入微薄,不少贫困家庭生活艰难,很多贫困妇女一人要扛起一个家庭的生活。毛毡企业负责人西格苍发现了当地牦牛绒的市场前景,就在当地开办了牦牛绒纺织品的加工。“自己的初衷就是想把家乡产业特色传播出去,为当地贫困妇女提供就地务工机会,让她们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好家庭。”西格苍说。
实践证明,只有让搬迁与地方发展共济互补,易地扶贫搬迁成效才能牢固。
对69个重点搬迁项目挂牌督办
为进一步发挥检察职能,确保易地搬迁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安全,近日,最高检联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决定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西湾子镇刷见草沟村和东南沟村等69个“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程共同开展预防监督,实行挂牌督办。
三部门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对第一批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预防监督项目挂牌督办的通知》,要求找准易地扶贫搬迁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突出环节,聚焦关键部位,依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精准认定环节的职务犯罪以及产业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针对扶贫资金的安全问题,刘永富表示,首先要改革完善制度,如何分配、怎么使用,要把它设计好;第二,要加强严格监管,由于这项资金涉及面广、线长,一直到县乡村,分布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基层监管的难度还是有的。但是总体上在逐步好转。
“2013年审计了17个县,问题资金占被审计资金的15%;2016年审计了30个县,问题资金是3%,这个比例还是大幅度下降;以前贪污的、浪费的多,现在趴在账上的滞留资金是主要的。”他补充说。
去年,在扶贫资金使用上,纪检监察部门处理1.9万多人,检察院系统处理1800多人,审计系统处理100多人,财政部扶贫办处理1000多人,国务院扶贫办也查处了几十起问题。
刘永富表示,“希望通过严查严管,把扶贫的钱用好,发挥它的效益。”
目前,扶贫领导小组组成20个督查组和2个巡查组,对中西部22个省份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督查巡查。各地共向贫困村选派驻村工作队12.8万个,派出驻村干部54万多人。
全国还选派18.8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村担任第一书记。同时启动实施了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和政策跟踪审计、扶贫系统警示教育等工作。设立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全面推行扶贫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公告公示,接受各方面监督。
另外,这69个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涉及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17个省、市、自治区,项目预计资金需求近1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