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探索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预测预警能力

    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如何及时发现、有效应对矛盾风险，是政法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新形势下，违法犯罪、矛盾纠纷正发生着新的变化，在1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指出，要掌握矛盾的形成规律，健全落实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机制，抓细抓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高打击新型犯罪的能力。

金融风险防控平台

提高打击能力

  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交通、通信日益发达，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新型违法犯罪大量涌现，传统违法犯罪不断变换手法，动态化、团伙化、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特点突出。

  不仅如此，公共安全隐患也日趋严重。石油、化工等领域起火、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寄递物流渠道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民航、高铁、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风险高，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建筑、地下空间和城中村、棚户区火灾隐患多。

  近年来，福建、江西、重庆等地探索建立社会稳定指数信息系统，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对案情、社情、舆情等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努力实现对各类矛盾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

  广东等地建立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心，加强资金查控等经济犯罪侦查专门手段建设，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对经济犯罪防范打击能力。

  山东等地建立起金融风险防控预警平台，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开展实时监测，推动建立立体化、社会化、信息化监测预警体系，提高了对金融风险发现、防范和处置的水平。

  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坚持打早打小，针对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地下钱庄、假币、银行卡、涉税等经济犯罪，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要依法查办金融、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e租宝”“泛亚”、中晋系等非法集资案件引发社会关注。对此，会议要求完善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依法处置机制，加快重大非法集资案件依法处置进度，积极回应投资者关切。“邻避”问题的实质是群众对发展权、环境权的深度关切，解决之道关键在于找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点。

  会议谈到的“邻避”问题，是指群众担心某些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带来负面影响,希望该项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所采取的反对行动。

  会议提出，借鉴山东海阳等地推进核电建设项目的做法，在政府、企业、群众间搭建沟通交流协商平台，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减少“邻避”问题。

  此外，孟建柱指出，要把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对各类矛盾风险发现、防范、化解、管控能力。

  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连续6年组织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重点省份持续开展区域性专项打击，集中整治聚集型传销问题突出地区，大力查处网络传销犯罪活动。据统计，近5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传销犯罪案件2.65万起、涉案金额421亿余元。公安部部署打击传销集群战役168起，督办重点案件564起，全部成功告破。

  公安部先后组织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行动4次。6年来，各地共破获非法集资案件3.13万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65亿余元，先后破获天津股权投资类公司、黑龙江圣瑞、上海中晋、广东邦家、河北黄金佳、“e租宝”“泛亚”等一大批重点案件。

  2011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重大地下钱庄案件900余起，涉案交易金额逾万亿元人民币。在2016年部署开展的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中，已破获重大地下钱庄和洗钱案件15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50名，打掉地下钱庄窝点192个，涉案交易金额近2000亿元人民币。

各地专项行动打击突出犯罪

  记者从今年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获悉，2016年1月至11月，全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同期下降43%，命案下降30%，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政法机关通过深入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禁毒扫黄等专项行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化解重点人群、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和上海亚信峰会、南京青奥会、北京APEC会议、G20杭州峰会等重大活动安全顺利进行，维护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2017年1月11日，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向社会通报2016年刑事侦查工作。在过去一年，当地警方成功破获一批大案要案，其中“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摧毁45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261人，创历年之最。

  针对黑恶势力犯罪，广东、黑龙江等地依托涉黑涉恶情报研判体系，建立线索搜集、经营、打击、整治一体化的做法，立足系统治理，防止坐大成势。

  去年4月至8月11日，上海市开展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共破获“盗抢骗”案件7400余起，打掉“盗抢骗”犯罪团伙15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400余名，追缴赃款赃物合计3300余万元。该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上海警方建立了以大数据研判平台与刑侦部门一体化运作为核心的一系列实战机制，重点加大对跨区域系列团伙“盗抢骗”犯罪打击力度。

  期间，上海奉贤警方经过半年多的缜密侦查，捣毁了一个冒充银联工作人员，专门针对商铺店家实施POS机安装刷卡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侦破涉及上海、北京、天津、广东等地的同类型案件640余起，涉案金额128万余元；上海徐汇警方在浙江警方大力协助下，打掉一个流窜浙江杭州、宁波以及上海徐汇、嘉定、青浦等地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团伙，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针对20%的犯罪团伙实施80%的两抢一盗违法犯罪案件，河南等地划小作战单元经验，完善情报、侦查、技术一体化作战机制，快准狠打击犯罪团伙。

  此外，对制贩毒犯罪，云南、甘肃等地数字化堵源截流、网格化摸排管理、全链条打击，深化综合治理，减少毒品危害。

  在内蒙古，“草原110”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这个最早由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建立的便捷化报警服务体系，成功解决了群众报警求助和联动处置不便的问题。该系统可以在第一时间完成报警，并以精准定位增强出警的准确性，同时实现重点部位无人值守状态下的全时段巡查。

  近5年来，包头市公安边防支队借助“草原110”优势，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86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65人、在逃人员17人，查处治安案件569起，抢救危重病人及伤者135人次，及时扑救草原火灾17起，找回失散牲畜3000余头（只），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广东、宁夏银川等地对流动人口犯罪实行“二维码”管理模式、建设人脸识别视频门禁系统的做法，结合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管理攻坚行动，探索以出租房屋为重点的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

健全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机制

  社会矛盾往往有一个从萌芽到成势的过程。检验社会治理水平高低，要看社会矛盾爆发后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情况下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

  重庆、四川等地运用大数据对社会矛盾进行研判、预警的做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常态化排查发现机制。对排查发现的社会矛盾，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原则，逐一落实工作责任，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

  地处青海省东部的海东市素有“青海东大门”之称，近年来，海东市不断创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在海东“遍地开花”。在健全现有医患、交通、劳资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的基础上，海东培育扶持民间调解组织开展工作，提高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率和调处成功率。

  江西省余干县以乡镇司法所为平台，整合乡镇司法所、综治办、信访办工作职能，成立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共同承担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处等职能。同时，把维稳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村，充分发挥村内“五老”人员的优势，化解村内矛盾纠纷。目前，全县370个村逐步成立了村级调解工作室，乡镇发生的医患、一般性伤害、家庭等纠纷能在乡镇得到妥善调处，保持了全县农村和谐稳定。

  目前，长沙市各区县（市）、街道（乡镇）全部设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法院、检察院、公安派出所等场所设立人民调解室 162个，建立了交通事故纠纷、医疗纠纷、物业纠纷、旅游纠纷、保险合同纠纷等多个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实现了调解组织全面覆盖到基层，涵盖到了相关行业领域。

  福建厦门曾厝垵通过自治共治，由过去的城中村，变成了现在的富裕美丽和谐社区。对此， 孟建柱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这启示我们，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智慧在民间，活力在基层。对基层群众有能力办好的公共事务，我们要善于顺应民意、因势利导，通过发挥自治公约、市场机制、传统道德文化等约束激励作用，让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办，努力打造利益与责任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

  今年中央政法会议还要求，进一步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学和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制度化渠道，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

  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发展，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机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