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掏鸟案”采访手记：在希望与失望中挣扎

    名噪一时的“大学生掏鸟案”经过几次舆论关注后，并未影响官方对该案的定性，但围绕这一案件的争议，仍未散去。

首发时间 2016年7月3日

原  标  题 大学生“掏鸟案”再逆转

版  面 本报第1版

　　“聂树斌案”平反后，闫爱民为我发来一条微信：“仿佛又看到希望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犹豫十几分钟后，回了一个字“嗯”。因为他天天活在希望中。

　　他每次还把这种希望，带给正在监狱服刑的儿子闫啸天。每次会见，闫爱民总想给儿子送钱，他不知道，除了钱，还有什么能给失去自由的闫啸天带来希望的。

　　“你不要老给我上钱了，我用不着。”闫啸天说完后，父亲把脸背过去，偷偷擦了下泪水说：“你的事正在申诉，法院已经受理了。”

　　闫啸天摇摇头：“我只要你和妈妈还有妹妹平安，不要再跑了，我会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出去。”闫爱民点了点头，嘴里说“不行”。

　　拗不过父亲，闫啸天会转移话题。每次短暂会见，父子俩都是如此。

　　闫啸天是“河南大学生掏鸟案”被告人之一，2015年，获刑10年半。为救子，闫爱民用尽了一切他认为可行的办法。

行贿的希望

　　闫爱民看上去并不像装修工人，躲在近视镜后面的眼睛，总会摆出一副思考者的模样，讲起刑法有关条款时，基本能做到张口就来，但袖口的油渍，以及领口洗不掉的油漆点儿，还是会暴露出他半农半工的身份。

　　就是这个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的中年男人，让辉县政法系统头痛不已。

  2014年，他的儿子闫啸天，在隔壁村的杨树上掏了几只鸟，并进行了出售，这些鸟被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然后，闫啸天被辉县森林公安机关刑拘。

　　闫爱民告诉我，自己从没和公、检、法打过交道，遇到这种事，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森林公安局一个领导告诉我，要和办案人员好好沟通一下。”

　　闫爱民觉得“沟通”就是送钱，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没人教过自己。

　　但闫爱民还是本能地买了3000元购物卡，用名片夹夹着，在办案人员办公室，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行贿，20天后，又被退了回来。

　　期间，他还拿着3000元购物卡给另一位民警，对方拒收，闫为其充了300元话费。

　　他认为自己的举动，会给案件带来希望，但儿子还是被移送检察院。

　　在朋友介绍下，闫爱民通过检察院一名司机，约到了该案公诉人。酒足饭饱后，他送给公诉人2000元购物卡，后来，公诉人又索要了3万元现金和2000元购物。这些财物，均没退还。但检方起诉该案后，闫爱民觉得太重了。

　　随后，他继续行贿辉县人民法院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在审判长家中，他送去4000元现金，一审下来后，儿子被判刑10年6个月后，审判长通过中间人把钱送了回来。

　　最终，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闫爱民的行贿救子希望，彻底破灭。

　　闫爱民告诉我，所有贿款，均是他和另一个被告人父亲均摊。

　　很显然，通过贿赂方式，闫爱民并没给案件带来希望，“要不送的话，心里更不安。”

　　别看闫爱民是个普通百姓，也有聪明的一面。他将上述行贿活动，全部用录音设备偷偷录了下来，并刻制了很多光盘。他认为，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会有用。

过气的“网红”

　　打听一圈后，他决定求助媒体。一开始，他没把行贿之事告诉媒体。

　　《郑州晚报》是最早报道此事的媒体，该报对“掏鸟案”基本概况进行了披露，但真正引起此事发酵的是《法制晚报》。

　　随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各大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甚至转载了《河南日报》的评论《“掏鸟获重刑”是堂沉重普法课》。

　　总之，“大学生掏鸟案”迅速成为一个司法界的舆论事件。媒体介入后，2015年12月初，闫爱民向新乡中院递交了再审申请。

　　另外，毫无悬念，在舆论场中，大致分成三派。大多派人认为，判决确实重了，另一派认为，判决毫无问题；还有一派在观望，或左右摇摆。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有关此事的热度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超过了常规传播规律。

　　甚至很多网友，在与此事无关的新闻中，仍会把“掏鸟案”贴出来。比如，某某抢劫判了8年刑。网友会说，掏鸟为什么判10年半？某某贪官获刑9年，网友依然会说，掏鸟为什么判10年半？

　　以至于此事，成为河南省2015年十大法治热点事件。今年全国两会上，仍有记者就此事追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而闫爱民是这场争议中的核心人物。他认识了很多记者，为了能扭转事态，他不厌其烦地向媒体一遍一遍讲述自家的遭遇、愤怒、诉求，但从不说行贿之事。

　　从没见过如此多媒体的闫爱民，为了让记者能有更好的展现效果，他连说话和手势，都变得越来越“专业”。

　　我有时候采访他，他还会冷不丁地讲一个笑话，好像采访与他无关。看得出，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与每个记者熟悉起来。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走正常司法程序，他说：“实在太慢了，耗不起。”

　　闫爱民认为，可以借助媒体报道推动此事发展。但法院始终坚持在此事上坚定立场，不存在任何问题。

　　而这个农民出身的装修工人，并不知道媒体的传播规律：任何一个新闻不可能永久成为热度，舆论也不能代替司法审判。即便有些案件看似在媒体报道下进入了再审程序，或者宣判无罪，这也是案件本身存在的问题。

　　虽然，媒体在此事上给当地带来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但目前未给案件带来实质性进展。当这则新闻，慢慢失去“爆点”和延展性后，闫爱民再拨打很多记者电话后，大多人选择了婉拒。因为，掏鸟案已经为大家带来阅读疲劳。

　　后来，他更像一个过气的“网红”，常孤独地随便找个角落蹲下，手指不停翻动破裂的手机屏，一遍遍阅读各大媒体的报道和网友评论。

　　遇到挺闫啸天”的网友，他会说还是好人多。对支持法院判决的网友，他大多会摇摇头。

　　他有时候会把网友的评论告诉儿子，以此给他希望。

　　但是，今年4月26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闫爱民的再审申诉。

自我“毁灭”

　　舆论渐渐褪去后，闫爱民进入了一段时间的蛰伏期。

　　随后，他开始了自我毁灭式的行动，准备把他之前偷录的行贿行为，向检方举报。举报前，他让我给他拍摄了很多照片，说是“以留后用”。

　　今年5月10日下午，闫爱民和另一名被告人父亲，在代理律师付建的陪同下，到新乡市人民检察院自首，称自己曾行贿过辉县的公、检、法办案人员。

　　“我都想好住监狱了，儿子在里面住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希望。”闫爱民说，如果自己被抓，能换回儿子的自由，他觉得值得。

　　很快，媒体又开始新一轮的报道，检方也对闫爱民进行了几次问话，但并没对他采取更严重的司法措施。

　　这次媒体报道，持续时间更短，闫爱民自我举报的行为，很快被海量的信息淹没。

　　关于“掏鸟案”，我曾与闫爱民以及该案代理律师付建深聊过多次。付建说，他们不是胡搅蛮缠，因为法院认定的掏鸟数量和掏鸟地点都不对，而且鸟的数量决定着案件的量刑。

　　闫爱民的观点也是如此。他告诉我，并不是要求判儿子无罪，而是司法机关能够查清事实证据，如果闫啸天真掏了那么多只，即便判刑再加重，也无怨无悔。

　　今年7月初，本报又对鸟的数量、案发地点等质疑，做了深度报道，舆论讨论的热度甚至超过了最开始的发酵，仅在“今日头条”上的阅读量就达到189万条。

　　紧接着，该案的某办案民警，接受了中央驻豫某媒体的采访，称案件不存在问题。

　　河南本土一家新媒体还刊发了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德法的文章，表示法院做出的两审司法裁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为此，我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诉讼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永忠教授。他指出，该案两个关键事实证据不足。中央电视台也用了几十分钟节目，对掏鸟案的案发地点和数量进行了质疑。

　　但这一轮的媒体、学者争论之后，“掏鸟案”又进入“冷静期”。

　　今年9月30日，付建律师向新乡市检察院申请抗诉，被驳回。10月8日，他向河南高院申请再审，目前法院正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

　　这可能是闫爱民的最后希望。

　　折腾了这么久后，闫爱民仍不想放弃。

　　不久前，他在手机“酷狗K歌”平台上，演唱了一首《再回首》，乡村式的嗓子和不太标准的音调，没影响到他对感情的投入。

　　当唱到“再回首，泪眼朦胧”时，我感觉到了他的无助，“只有那无尽的长路陪伴我……”

　　闫爱民的悲伤，最终未被配乐遮掩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