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反电诈”民警手记

    从湖北反电信诈骗警察的真实故事中，可以反映出全国“反电诈”警察的真实状况。因为有了他们的雷霆出击，这场“反电诈”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

  “别抓我，我给钱，我卖房！”

　　民警破门而入时，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双手抱头，不停地弯腰，向民警求饶。客厅的长条沙发上，整齐地摆着她所有的现金、存折、银行卡，还有一张房产证。

　　民警不是来抓她的，是来救她的。

　　老太太无牵无挂，一人独居。当她接到骗子电话，要求转账50万元“保平安”时，她信了。

　　骗子套出她有十几万存款。

　　为保房子，她找出所有可以取现的凭证，摆在沙发上反复计算，整整两天。骗子催钱的电话不断打进，老人极度惊恐，以泪洗面。

　　民警找上门时，她从猫眼一看，是穿制服的警察，彻底崩溃：“不要抓我，我给钱，我卖房！”——因为骗子对她说，钱不够，警察就会上门，把她抓走。

　　这案子，警察是怎么找上门的？“这是秘密，但这种跟骗子赛跑的工作，我和战友们一直在做。”

　　与此同时，在鄂西某县，两名民警驱车数十公里，赶着去找一位可能会受骗的当事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得知就在5分钟前，他刚汇出了7万元。

　　受害人都还蒙在鼓里，两个民警却开始当面自责。“长期以来，电信诈骗案件破案率低，追赃率更低。战友们心里，都窝了一股气。好不容易有一次在案发前止损的机会，却因晚到5分钟而流产，他们只好把气撒到自己头上。”

“忙翻了”的反诈中心

　　八九月开学季，湖北“反电诈”民警忙翻了。

　　湖北是全国高等院校最多的省，武汉是在校大学生全球第一的城市，大学生们手里不菲的报名费、生活费，早已成为骗子们定下的“小目标”。

　　“我所在的省厅（湖北省公安厅）反诈中心，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各类信息、数据的交互，近期达到了峰值——公安网、互联网，电话、微信、QQ、钉钉……声音响个不停、屏幕闪个不停。”

　　“你是警察？骗子，鬼才信你！”一名战友拿着电话，正在挨骂。刺耳的声音溢出话筒，响彻房间，但没人哄笑。挨骂的民警继续解释，另一个战友则迅速拨通受害人所在地公安机关指挥中心电话，要求立即就近派出警力，当面实施劝阻——这种紧要关头，必须跟骗子们争分夺秒！

　　“然而，信骗子不信真警察，是我们的日常。”

　 在一个全省反诈骗的微信工作群里，每当某地回告“已找到当事人，成功劝阻”时，群里同行都会排队点赞，因为这是实实在在地在为群众办事，甚至是在救命！“钱若汇出，再去破案，首先得有中奖的概率才能抓到核心人员，还得有连中两次大奖的概率，才能追回款。天知道这其中，有多少人会想不开？”

　　“这几天，我们平均每天劝阻近50万元汇款，相对于案发后再追款，可谓‘兵不血刃’。自豪？高兴？不！按比例一算，骗子们得手的该有多少？500万？1000万？根本不敢想！”

　　责任越大，压力越大。战友们都铆足了劲、拼了命地干。

　　“还不下班？”“早着呢，骗子们还在加班！”这种问答，已成常态。

办案民警苦衷向谁说？

   “因为破不了案，追不回款，我们经常被骂。被受害人骂，被媒体骂，被网友骂。骂就骂，但有些话，不吐不快。”

　　电信网络诈骗泛滥，不是今年的事，也不是去年的事，它由来已久。徐玉玉的悲惨遭遇，举国愤恨，但事实上，被骗得更多、更惨的，大有人在。

　　徐案没破，有人骂警察没用，徐案破了，有人骂警察“势利”——靠舆论压力才能破案。说句实话，能破徐案，除了当地公安迎难而上之外，靠的还有运气——倘若涉案服务器在境外、嫌疑人在境外，两周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从新闻报道上看，反电诈，包括公安机关在内，通信营运商、银行等部门，无一不信心满满、措施多多，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以前是农村地区、低文化群体被骗得多，如今连大学生、大学教授、城市白领也纷纷成为被骗者。“老百姓看不懂，作为专业民警，我更蒙了！”

　　“不久前，领导安排我写个关于‘反电诈’的材料。洋洋洒洒几千字，站在警察办案的‘狭隘’立场上，我痛陈通信、金融等领域的漏洞和问题。审稿时，领导先是肯定，接着就开始语重心长地说，‘你说的这些问题，最终要靠谁来解决？这样写，谁还来解决？’领导的顾虑，我懂。他是担心有些部门撂挑子，使基层更难办案。”

　　今年7月，潜江刑侦到某银行武汉分行查询一起电诈案资金流向，案值190万元。民警出示警察证、《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后，工作人员竟要求再出示“执法证”，后来又以“在开户行才能查资金账户信息，本行无权限”为由回绝。“190万元，我们哪耗得起！情急之下，我们找到该银行同样不是开户行的另一家支行，一番好说歹说，总算查到了信息。”

“反电诈”是场战役

　　若把打击电信诈骗比作一场战役，不得不说，上半场，我们输了，输得还很惨。问题出在哪里？如果说成天跟在骗子屁股后面追是被动的，那怎样才能主动出击、一剑封喉？

　　信息获取、通信接触、金融转账，是电诈犯罪绕不开的几大领域。事实上，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的漏洞，早已公开：非法获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问题突出，违法成本低；电话卡实名制未落实，导致案发后追查难；170、171等虚拟营运商号段管理混乱；来电显示不实，通过软件几乎可以随意改号；冒名开设银行卡和倒卖出售银行卡问题突出；账户资金被同时拆分至多账户的异常情况不能及时监测、止付；公安机关与银行系统不能快速、高效合作……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哪一条彻底解决了？

　　有人大代表提出，银行对陌生账户转账，实施T+1模式，即高危转账延迟一天到账，以便受害者发现受骗后及时报警追赃。但银行系统对此的回复是“延迟到账会误伤紧急用款的客户，系统改造会增加银行运营成本”。个别银行亦认为：“实时到账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退回到延迟一天到账，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悖，降低公司运作效率”。

　　“打击电信诈骗，我们举双手支持、拥护，前提是不能动我们的奶酪！”正如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说，“在诈骗与反诈骗的博弈中，我们节节败退，根子主要是部门利益，多少专家、多少精英，结果却敌不过几个骗子，这很悲哀……”

　　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犯罪时，同样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对新手段反应不快、研究不够，内部资源整合不到位，自设壁垒、各自为战，内部手续繁琐影响战斗力等等。

　　当然，跟电诈案件“秒杀”级作案速度相比，法律层面严重滞后也是个大问题。

　 “发展中的问题，常常是在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技术造成的漏洞，常常是被新的技术覆盖。社会在发展，办法总比问题多。新的问题会用新的进步来解决，我们终究不可能退回蛮荒时代。”

　　曾几何时，街头两抢、车匪路霸等多发侵财案件盛行。公安前辈们闻警即动、迎头痛击，遍布大街小巷的探头建起来了，严厉的法律法规跟上了，这些令百姓深恶痛绝的犯罪渐行渐远。如今，电信网络诈骗猖獗作恶的时间或许长了点，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现在，还的时候，就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