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社”教育合作，向左？往右？

    忽略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往往使教育本身走向一个极端。而推进“家校社”教育合作，则是给“羸弱”的家庭教育注入活力，但现实中，“家校社”教育合作也面临诸多问题。

  198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首次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充分重视家庭教育，以便促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相互配合，帮助青少年成长。

  这是在中央层面的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重视家庭教育，并提到加强“家校合作”的问题。当年，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

  3年后，“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发展计划纲要》（简称纲要），纲要指出，我国5亿多青少年是跨世纪的一代，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河清表示，纲要的发布，家庭教育在各领域被重新认识，也推动了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研究工作，即使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依然相对稀缺，不过十八大以后，家庭教育作为完善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仍受到党中央的重视。

  2016年，关于“家校社”教育合作，又一次被写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纲要。

  其实，去年教育部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要求，完善家、校、社合作协同机制。

　　黄河清长期从事“家校社”教育合作领域的研究，她认为协同机制的建立根本目的是完善支撑家庭教育的体系，因为目前家庭教育“十分羸弱”。

　　但她经过多地调研发现，“家校社”合作在一些城市，一些社区做得还可以，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却遭遇“还没有考虑到这一块”的现实尴尬。

两个极端

　　8月29日，看到一则“初一学生未完成暑假作业，被母亲批评后跳楼”的新闻报道后，李楠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想起这一暑假，她没少模仿孩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帮孩子写作业。

　　36岁的李楠是北京市总工会下面的一家事业单位员工，如今她的女儿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任孩子自由发展，不补课，不加码”是她和丈夫最初制定的孩子教育计划。   

　　但在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后，现实还是击碎了他们的坚持，与理想相反，各种补习班、艺术班、兴趣班，他们几乎一项都不让孩子落下，她甚至在家自觉地充当起学校教育“第二课堂”的老师。

　　令她记忆深刻的是，每次到学校看到的那一墙密密麻麻的学生大头照时，有浅度密集恐惧症的她，觉得头直发麻。

　　4年前，一次从孩子学校回来后，她和丈夫商量，不能再拿孩子做试验了。丈夫深思良久，没有说话，默许了她的建议。

　　而在她原来的理解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本属两个不同的体系，可如今，“家校合作”带来的矛盾和困扰却是直观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明教授跟记者分析，“家庭教育功能弱化”是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通病，也是功利化教育的表现。

　　洪明称，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并不是说家长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反而是因为家长非常重视、过度重视的结果。

　　“家长对孩子的期待过高，投入很大，学区房问题、小升初的竞争压力问题都是这种选择的结果。”洪明说。

　　而这种选择，必然导致家长将更多的精力完全寄托于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成为体制内智力教育的附庸和延伸。

　　和李楠一样的中国绝大多数家长，都陷入这样的一个极端而不自知。

　　与李楠的孩子相比，19岁的济南少年郑惟生在过去的9年里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离开体制教育。

　　2006年左右，国学教育、读经学堂风开始火热起来，由于体制的应试教育备受诟病，反体制教育浪潮此起彼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间接导致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有的选择在家上学，有的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当时近百家读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当时正读小学四年级的郑惟生被父母带离了学校，送入了读经学堂，成为第一批体制外教育的试验品。

　　2016年6月，郑惟生给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柯小刚去信，述说自己对读经学堂的反思。

　　“我是从小脱离体制学校，在读经学堂长大的。这些年来，读经越来越热，像我这样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我属于较早的一批，已经成年，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但非常迷茫。同学相谈，最多的是焦虑。父母怀着圣贤憧憬，为我们选择了一条特殊的求学道路，今天，我们长大了，却开始面临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鲜为人知。”

　　柯小刚说，惟生的句子还算通顺，以前看到有些读经学生十几岁了，“（伪）背诵”了几十万字经典，却还不具备小学三年级应有的造句能力。

　　而这种现象，对于读经学生来说非常普遍。

“家校社”合作之困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组成了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体系。对于李楠和郑惟生来说，他们都弱化了家庭教育，分别走向两个极端。

　　黄河清教授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三大教育体系里，社会教育具有公共性、大众性的特点，各方面的条件也是不可控的，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公共影响方式，对于青少年了解社会、增长见识、日后融入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是有意识的集体影响方式。与学校偏重于智育相比，家庭教育则是个别教育、亲情教育、启蒙教育的基地，承担着更多培养孩子拥有良好心智和健全人格的责任。

　　黄河清表示，这三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只要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人格方面。另外，虽然家庭教育被强调，但是黄河清认为，家长并不是天然的教育者，家长本身需要提高教育能力，但学校也不是天然的家长教育者，因此需要社会专业机构介入。

　　而近年来，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家庭教育弱化，互联网时代社会影响扩大化等问题，导致青少年问题频繁出现。校园暴力、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学生心理健康等问题更是屡见报端。

　　“校园暴力第一个原因就是家庭，比如家庭存在暴力现象，孩子就会把这种暴力内化迁移到学校中，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实质上是父母暴力的行为移植到孩子身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她认为，家庭暴力如何预防，根源在家庭教育本身，防止孩子成为施暴者或者受害者，家长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教育不能仅仅靠学校，家庭这个根源要找出来。”姚金菊还举例说，学校里面往往存在欺凌、隐性伤害现象。但在教师跟学生之间，“教”与“学”的关系强调得比较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内心深处主要靠家长深度的陪伴，才能去了解他们。

　　而应试教育制度下，家长的功利性比较又往往造成学校和家庭之间沟通不畅，矛盾频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详告诉记者，在现实中家长往往会觉得教育是社会上的事，只能依靠学校，所以出现了大量去买学区房来改变教育现状，过分依赖学校教育，从而产生社会畸形教育现象。

　　如，近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由于生源突然暴增，导致不得不将部分学生分流到附近的一所学校“借读”，这一行为导致家长不满。

　　导致这一行为的原因，就是因为该校是所名校，家长为了孩子能上这所学校，纷纷到学校所在辖区买房，从而导致生源的非常态暴增。

　　黄河清表示，其实，家校合作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加入社区（社会）操作起来更加有难度。

向左？往右？

　　其实，相关推进“家校社”合作的文件并不鲜见，但这些提法往往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实。

　　记者发现，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重大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提到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合二为一的问题。

　　2001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都提出要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互相协调。

　　但到了实施阶段，整体上却缺乏可操作性。黄河清表示，政策法规太宏观，没有制定阶段性的目标作为衡量实施效果标准，导致实践操作上有困难。另外，“家校社”合作的意识还比较单薄，相关部门对“家校社”合作还没有科学认识，关注度比较低，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形成目前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而政府也缺少对“家校社”合作的投资，资金也难以得到保障。三方活动并没有合作愉快，学校层面没有有力的团队。家长往往由于时间等原因，参与度也不够。

　　黄河清建议，健全我们国家“家校社”合作的政策法规，不仅要在法律上作出家、校、社规定，还要赋予他们（家长）参与监督学校建设的权利。同时，对促进家庭教育的专业服务机构应该明确政府支持的责任。

　　周详建议，在推进家庭教育促进法方面，不应该仅仅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应该通过立法来强调政府的责任，明确政府对家庭教育的鼓励和支持所需要出台的措施，用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来推进家庭立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媒体报道我国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教育怎么办，你出一部法律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家庭教育促进立法应该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一部法律。”周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