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华：以学者之名，尽育人之职

    “越多参与法学研究，就越对法学有兴趣，不仅是刑法。我最终选择执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讨论、写作，同时可以影响国家未来的法律人。”王文华说。

  “每节课的内容，王老师都会提前把主题和参考资料发到我们的邮箱里，让我们提前准备。”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鱼一新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她每节课都会准备详实的资料，基本功做得非常扎实。”

  这是一门叫做“跨国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课程，覆盖面很广，涉及跨国反腐、跨国反洗钱、跨国禁毒、跨国知识产权犯罪、跨国金融犯罪、引渡与其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内容。主讲人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

  “同学们，我们来讨论今天的主题，跨国犯罪与国际犯罪的关系。”上课铃声一响，王文华直接切入专业课程。学生们便各抒己见，可见课前做足了功课。

　　王文华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对于研究生来说，一定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每个人不同的兴趣、选择来引导、安排相应的研究任务，给他们自由开放的学术空间。

　　如今的她享受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和教书育人的快乐。她喜欢北外的国际学术交流环境，骨子里有着法学人的社会担当，希望为中国的法律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懵懂年代的法律情结

　　在王文华的记忆中，童年时代对法庭的最初印象与如今有着很大区别。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我国重要的转型期，一直到90年代初，为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法治环境，以及几次“严打”的背景，每年至少一次的召开公判大会是法治宣传与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记得那时每年都会在体育场或大会堂门口举办公判大会。”在她的记忆中，体育场、法官、执法者、犯人和群众，构成了童年时对法庭的基本印象。

　　1985年秋，王文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州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专业。“当时我们的课程中，除了各个法律院系都开的法学课程，还有刑事侦查学、监狱学等非常精专的课程，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参与、体验法律实务工作，这对于以后要走上法律工作岗位的学生而言真的是受益匪浅。”回忆起当时的学习生活，王文华对母校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在那个教学条件匮乏的年代，学校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务实理念，对王文华之后的人生和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4年的大学时光里，她当过校级辩论赛的主辩手，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模拟法庭，扮演过刑事辩护律师角色，并到基层组织做过普法宣传。

　　随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积累，王文华对法律的理解也愈发深刻。毕业后，她进入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当时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民间经济纠纷案件比以往明显增多，而且形式开始变得复杂，出现了不少‘三角债’类的案件。”王文华谈道。

　　刚刚毕业的她，第一年在城郊法庭工作，需要经常骑一二十公里的自行车到农村办案。在城郊法庭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她接触到了刑事、民商、经济案件以及各类交叉案件，“对未来的专业发展是很好的锻炼”。

　　正是多年丰富的基层审判经验，为她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她感受到我国的法律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无心插柳的北大进修

  曾经，按照法律规定，每次庭审结束之后，作为法官的王文华总是先于原被告和旁听人员退庭。如今站在讲台上的她，讲完课之后都会停留5分钟左右，等学生全部走完才离开教室。

　　这几分钟，是为了留给学生提问的时间和机会。王文华多年来一直保持的这个教学习惯，源自她在北大进修时候老师们的言传身教。

　　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在北京大学举办“高级法官培训班”，工作成绩出众的王文华得到了进修的名额。

　　“可是我一开始却并不想去。”王文华说，当时家中的孩子刚刚3岁，作为母亲的她舍不得孩子，本想推脱掉，在法院领导多次劝说下，最终才同意到北京进修1年。

　　她没有想到，这原定1年的进修，却无心插柳地促成了她在北大读完了硕士和博士。

　　1995年初，为期1年的法官培训班很快就结束了，王文华原本计划回到宝应法院继续工作，可是当时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在备战硕士研究生的考试，她想，实践中那么多的问题需要继续寻找答案，我是不是也应该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呢？经过一番思索，出于长期在刑庭工作的经验、对刑法的热爱，最终她加入了备考研究生的大军，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刑法专业。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法学法律界迎来了学术与实践的春天，法学界开始有多元的声音发出。对中国法律体系构建、司法制度构建，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国外法学法律著作大量引入，国外法律制度经验开始得到国内的关注。

　　身在燕园求学的王文华依托于北大泰斗云集、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凭借着自身优异的英语水平，阅读了大量国外法学法律专著，极大地开阔了思维和视野，对刑法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同时她也发现，基层法院接触到的案件有限，她决定继续攻读北大刑法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之后，为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中外法学前沿问题、增进中外法学交流、研究涉外刑事法律与国际合作，王文华来到北外法学院任教。然而，当时的北外法律系只有3个人，几乎没有法学学术氛围，“多年的学术研究习惯，让我觉得不能远离学术圈子，法学教师需要学术上的辩论、争论甚至批判。通过大家的思想、经验的交流和碰撞，才能在理论和实务上能获得新的知识和方法。”于是，本不想做博士后的她，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后，寻找更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机会。

　　机缘巧合，刑法泰斗高铭暄教授当时正在主持中欧国际金融犯罪的比较研究项目，急需一名英语精专的刑法学者，经过人大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十多名委员的面试考核，王文华成为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师从高铭暄教授进行学术研究。

　　王文华回忆说，自己每次选择进修其实都不是计划中的，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早有准备，就这样一直读到了博士后。

　　“不过越多参与法学研究，就越对法学有兴趣，不仅是刑法。我最终选择执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讨论、写作，同时可以影响国家未来的法律人。”王文华说。

以学者的名义，尽教师的职责

　　“作为法官，对个案有直接的裁判权，我可以用我认为的最正义的观念去审结案件。但是法官断案只有一种选择，定什么罪、判什么刑，有且只有一种结果。”

　　从课堂到法庭往返多次之后，王文华开始意识到，身为一个对法学有着更高认识能力的人，做一名教师可能有更多的学术时间与空间。“做学术可以给我更广阔、自由的思想空间，有更多的假设性和创造性。”王文华谈道，社会科学的结论不是唯一的，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解释，最后结论都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应然的角度去考虑更多抉择，怎样更有利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平衡。

　　除了刑法专业的法学研究和学术思考，王文华也乐于对法学教育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作为法学院的副院长，她多年分管教学与科研，对法学教育教学有很多经验与心得，同时也乐于将自己的经历、知识与思考分享给自己的学生。

　　“法学教育不能一刀切。例如，对于习惯于应试教育的本科生们需要老师更多的引导和基础知识教学，但是不能让他们觉得法学学习枯燥乏味。而对于研究生，则需要启发、引领式的教育。”在王文华看来，法律并不枯燥，因为它是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因而也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

　　王文华对育人心得用了这样一个词——“完整”，表示身、心、人格的全面、完整。

　　她多年来兼任大一新生的班主任，会专门抽出课外时间对学生身心进行教育与指导，也颇得学生的信任。

　　2014年下半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首届“十大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评选活动，王文华在法学院老师中高票当选，后又在校级的3次评选中顺利入选。在学生们眼中，她是一位将法官的威严和老师的亲和完美结合的老师。

  “私底下我们都叫她‘华华女神’，这个称号由来已久。”北外法学院研究生崔龙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与王文华老师的第一次见面，王老师就对他说：“导师和学生之间关系是亦师亦友、教学相长。”

　　曾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两段访学经历，让王文华感触颇深，她说：“最大的感触是法学理论与实务的紧密结合。一方面，法官、检察官、律师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另一方面，法学教授们讲起案子和实务问题来也都头头是道。他们都坚持终身学习。同时，法学课堂教育应该以学生讨论为主，活泼有趣，对一个小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很深入、很广博，将鲜活的案例与博大精深的理论相结合。”

　　“王老师的课从来都是直奔课程主题，不会东拉西扯。”鱼一新说，类似于国外的讨论式教学法，她习惯用一个个逐渐加深的问题，引导学生一步步思考，让同学们充分研究和讨论。

　　“王老师研究生的课程都是以逗号结束的，几乎每一堂课她都会给学生留下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崔龙说，对于课上挖掘出的有价值问题，王文华会鼓励、启发学生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法学教育会间接地影响立法和司法，这种潜移默化的工作，看似静悄悄，但却是强有力的。”王文华感叹道，“将自己对法治的理想、信念，以及自己多年的审判工作经验总结，并与中外法学理论相结合，传授给学生，能够影响我国未来的立法者、司法者，这是一项多么神圣的事业。”

　　“当研究已久的课题在我脑海中闪现出新思想、新方法的那一刻，看到学生们在法学、法律界取得越来越大的进步的时候，真的感到无比的快乐。”王文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