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时代，来了吗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在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之前，已经在全国一些省市试点推广。但此举能否让医生和居民都满意，能否解决中国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或许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小黄想不开……家人送医院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和女朋友盘算去外地过“五一”的刘洪（化名），瞬间觉得自己肺里的空气像被抽空了一样，胸口闷了好长时间。

　　自打2014年大学毕业，刘洪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社区医院当起了公共卫生医师，小黄就成了他的病人。在日常工作中，刘洪除了为居民提供健康检查、心理咨询之外，还要特别关心辖区内在册的180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小黄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小黄的家庭医生，刘洪深知病人因精神疾病而遭受的痛苦，“一直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做了那么多工作还是没避免……”

医生的困惑

　　小黄是“80后”，20岁那年被诊出患有“双相障碍”症，抑郁和躁狂两种情绪成交替或混合存在的状态。躁狂发作时情感高涨、言语增多、活动增多，而抑郁发作时则情绪低落、思维缓慢、活动减少。

　　经过数年治疗，小黄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也和男友步入了婚姻殿堂。在26岁时，夫妻俩便商量着“要个孩子”，几经求医咨询，相关专家终于给出了“若病情不再复发，需停药两年后，可尝试生育”的好消息。

　　得知此喜讯，刘洪也对这个家庭投入了更多的祝福和关注。除了在医院接待小黄及家人的问诊，还不时和他们进行电话沟通。每3个月，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公卫医师等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也总要到小黄家进行随访。通过入户面对面的交流，刘洪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小黄夫妇对宝宝的渴望。

　　每次做完例行检查后，他总会私下提醒家属一句：千万要遵医嘱，不要私自停药，否则不但不利于生育，而且对患者康复也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家属每每点头称是，谁知道扭头就停药呢！”事情的发展并没像小黄夫妇希望的方向进行。

　　“双相障碍”病人一旦病发，生活就像冰火两极，两种极端的状态让患者身心俱疲，在严重抑郁期往往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刘宏曾看过国外针对此病症的一项调查，双相障碍患者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倍，患者中2至4成曾有过自杀行为，而其中的11%至19%自杀身亡。

　　私自停药的副作用随着生宝宝无果而逐渐增强，最终导致小黄自杀轻生。直到这样的大事发生，家属才对家庭医生道出实情：我们私自停药有六七个月了……

　　好在小黄最终脱离了危险。

　　每思及这一事件，刘洪总会问自己一句话：“家庭医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如果病人及家属不配合，医生根本起不到作用。”7月22日中午，接诊完5个病人后，刘洪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聊起了家庭医生的无奈，“就像很多吸烟、喝酒的病人，已经表现为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了，医生建议其控制或改掉这些不良习惯，但很多病人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正聊着，一位患者敲门，探头道：“医生，您给我开药吧！”

　　刘洪接待完来人对记者表示，目前医生的无奈还不仅限于病人的不配合，更有医术无处施展无从提高的担忧，“现在医院就是一个大药房。”

　　社区医院的患者80%以上是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每次“造访”医院，提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开药”。

　　按说居民在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后，将享受家庭医生团队提供的涵盖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以及合理用药、就医路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基本医疗服务，能够满足居民的多样化医疗卫生需求。“但患者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社区医院的患者只想开药。”刘洪觉得很困惑。

居民的诉求

　　不同于困惑的刘洪，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的姚莉阿姨则觉得“家庭医生大有可为”。

　　今年4月，60岁的姚阿姨下楼梯一脚踏空不慎碰伤，在积水潭医院治疗结束后，就回家里休养，每天换药的工作就落在了社区医生的身上。“这些天都是家庭医生给我换药，一个电话就到。”将近一个月的康复期让姚阿姨真切感受到了“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就诊模式的好处。

  姚阿姨家不仅自己受益于家庭医生服务政策，她85岁的老母亲还享受到了“家庭医生2.0”服务。2014年，海淀区集中为全区80岁以上户籍老人免费安装智能服务电话。如果突发疾病或意外，只要按住“一键式”智能终端急救按钮,与家庭医生联系，便可进行健康咨询。当年年底就已有4.3万人共3.5万户老年家庭申请加入，实现了全区80岁以上老人在政策实施上的全覆盖。

　　不仅如此，签约居民利用家里的智能服务终端，将区级受理服务中心、各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以及北京红十字会999紧急救援中心联系了起来。“一个按键几乎能解决居民所有的医疗问题。”

　　姚莉认为，无论是针对80岁以上的升级版一键式家庭医生服务，还是面向全民的家庭医生服务，在老龄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绝对是一项惠民工程，

　　诚如其言，快速老龄化成为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民政部公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00万人，占总人口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4386万人，占总人口10.5％。在北京市海淀区，全区户籍65岁以上老人27.5万，户籍老人人数将达到人口总数的20％左右，到2020年，该比例预计将超过25％。老龄化的不断增长对社会养老、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家庭医生颇为信赖的姚阿姨在和民主与法制记者“闲聊”时也表示，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要接地气才能让老百姓信服。就像家庭医生，老百姓到底签不签，还是要看它能不能给老百姓提供方便才行。

能否解决问题？

　　与姚阿姨家相距600多公里的山东鲁南地区，经营药店的陈岳却对社区医院开展家庭医生服务有着自己的担忧。虽说居民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仅需签署一份《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便可免费享受健康“点对点”服务，但是很多社区医院医生水平低、医疗服务项目有限、医疗设备陈旧不全和药品品种不全等现实情况，让老百姓的就医要求不能有效实现。

　　“不是我迷信大医院和专家，社区医院确实有不足。”陈岳提出的问题，是我国社区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情况？

　　2013年，北京等城市率先实施的“医联体”，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困局。

　　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一个医疗联合体。从大医院抽调专家，定期到基层社区医院坐诊，如遇大病重病，直接转到对口三甲医院就诊。缩短挂号、检查等就诊时间。这种让技术“跑”不让病人“跑”的办法，用来切实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在一家三甲医院担任主治医师的张宇，认为“家庭医生”和“医联体”相结合，可有利于合理利用医疗资源。但分级诊疗的实现还需时日，拿开药来讲，社区医生虽然有处方权，但也只能开医保目录内的药，很多特效药在社区医院根本买不到，还是会出现患者挤到大医院排队挂号买药的现象。

　　2016年6月，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张宇：4年后，签约制度全覆盖，“家庭医生时代”真的来了吗？

　　张宇斟酌片刻，说：“家庭医生的推出，能否解决中国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或许要走一条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