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牵出的贪腐

    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天候”反腐的高压态势，让违规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贴福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顽疾有所退步，但少数胆大妄为者仍顶风而行，最终被查处。

　　近日，中纪委又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违反八项规定的数据。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2016年以来，截至5月31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处理20951人。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并执行三年半以来，公务员队伍甚至普通民众的风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逢年过节、昔日送礼的热闹场景已经不再。更重要的是，八项规定虽针对作风而言，却牵出了一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案。

处理人数超十七万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介绍，今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215起，4469人受到处理，3301人被给予党政纪处分。

　　数据还显示，截至5月31日，今年全国已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055起，20951人受到处理，15745人被给予党政纪处分。

　　而在今年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2015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6911起，处理49508人。

　　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

　　自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全国共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近13万起，处理逾17万人。

　　党风党纪关系人心所向。这些数据切实彰显了中央的反腐决心。数据的背后，反映的是作风建设在加强。

　　可以看见，八项规定实施后，向“特权开刀”，而反四风也成效显著。“车”超、“房”超、“招待”超，奖金、补贴随意发的现象已不多见。

　　更为关键的是，八项规定之下，无论行政级别高低，只要违反规定，都无一例外受到处理，实现了“打老虎”与“拍苍蝇”的结合。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查处问题中，省部级的有2起，地厅级的有231起，县处级的1512起，乡科级的13310起。其中，乡科级的比例高达88.4%，成为“八项规定”的重灾区。

　　在违反八项规定处理的人数中，省部级的4人，地厅级的305人，县处级的2013人，乡科级的18629人。

　　数据显示，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因违反八项规定而被处理的省部级达17人，其中2015年一年就有10人。

　　今年6月底，中纪委的一份通报低调披露，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中海油董事长杨华这三位省部级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徐福顺、王宜林、杨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主要问题，包括“在党中央持续高压的态势下，依然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以及“并未报国资委审批的情况下违规购买北京金湖度假村，共花费公款9.497亿元”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违反八项规定的处理方式来看，“给予党纪处分”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则会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调查。以2016年上半年数据为例，“给予党纪处分”15745人，占总人数20951人的73.86%。

“公务邪气”与

“私事吸金”并重

　　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天候”反腐的高压态势，让违规公款吃喝、违规发放津贴福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顽疾有所退步。

　　据中纪委通报显示，逢年过节是违规发放福利、津贴的重要节点。近三年四个节假日所曝光的案例相加，违规发放津贴、福利、补贴的案例数量最多。

　　在这些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中，婚丧嫁娶的私事成为一些人的“吸金”利器。由于这些私事不易被重视、不易被察觉、不易被监管，成为违规者的“宠儿”。

　　如，2015年12月1日，教育部通报的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中，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由于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委员、院长职务。

　　今年3月，山西省高校纪工委集中通报了9起高校系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其中四起都与此有关，分别是：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原副院长王治宪违规为其孙大操大办百日宴；太原科技大学离退休处党委书记、处长皇甫广寿为其女出嫁大操大办；山西财经大学原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党委书记杨俊生为其子结婚大操大办；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人事科长李发贵为其子结婚大操大办。

　　针对此类违反八项规定行为，一般是要求“退还违纪所得”，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与“私事吸金”相比，公务车辆使用超标、办公用房超标、公务接待超标等三类“公务邪气”更不容忽视。

　　在已查处的问题中，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和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数量列前三位。

　　2015年11月24日，中国传媒大学被查出违纪“窝案”，书记被通报、正副校长被免职。涉案的8名校领导中，长期违规超标准使用公务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的不在少数。

　　2016年上半年被查处的案件中，“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的3624起，“违规配备使用公务车”的2813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2685，占案件总数的60.59%。三类案件与2015年一样，位居前三位。

顶风作案备受关注

　　严格来说，八项规定实施后查处的案件，都应属于“顶风作案”。在高压之下，一些官员“顶风作案”的方式是，将公款吃喝从“地上”转到“地下”。

　　2013年12月，中央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规范公务接待、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方面都有细致规定。

　　然而，次年5月，江苏省扬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民阳在下级单位食堂接受超标准接待，被江苏省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相比之下，因“顶风作案”违反八项规定而被立案调查的腐败官员，则更受关注。这些官员早有腐败前科，但十八大后仍不收手，漠视“八项规定”，最终因违反规定而牵出背后腐败问题。

　　对此，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屡次警告，八项规定之后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

　　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中，包括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一些官员，在八项规定高压之下，仍“顶风作案”。

　　如，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何家成、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江苏省委原常委赵少麟、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等。

　　早在2013年底，中央通知就明确要求遏制“会所中的歪风”。此后，尽管一大批会所被关停，或转作他用，会所“歪风”有所收敛，但个别干部仍频繁出入此类高端场所。

　　如，周本顺被指“频繁出入”，且“生活奢侈、挥霍浪费”；赵少麟更是纵容其子开设私人会所，并多次在私人会所宴请有关领导干部。

　　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借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全国两会等机会多次出入会所。2014年6月，还借在中央党校学习之机，潜入北京的高档会所吃喝玩乐，并在会所收受他人贿赂，最终落马。

　　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刘洪杰少将亦属“顶风作案”。据解放军总直属队军事检察院表示，刘洪杰2013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涉嫌受贿犯罪。

　　这些官员之所以敢“顶风作案”，新华社报道指出，他们看中的是权力寻租带来的“高收益、高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