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盐政”

    中国古代盐政专营确实为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盐政专营根本不可能达到如预期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设想。

　　盐，自从人类走进了“刀耕火种”时代，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

　　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盐这一人人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往往也被统治者当作统治社会的一项重要工具。

　　一部盐政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史。

商品属性使盐变得特殊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

　　直至中国夏商两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直到周朝，盐的生产技术得以逐步完善，盐业开始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虽然盐随着技术的普及变得廉价，但是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中，盐又显得特殊。

　　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基层百姓大部分的生活产品是通过自给自足来完成的，但是盐却不同，它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可以生产，作为商品交流也成为盐的一个必要属性。

　　统治者也因为盐的特殊性迅速发现了这个盈利宝贝，于是从周朝开始，历朝历代都设立了盐官，盐作为管理国家税收的重要工具也正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盐政帮助齐国称霸

　　盐真正在一个帝国中起决定性作用，还应该从春秋战国的齐国说起。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齐国位于山东半岛的东部背临大海，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使得齐国成为当时的产盐大国。

　　当时，社会环境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齐国的宰相管仲对于“法家”的思想深以为信，他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管理模式，率先在齐国对食盐施行了官方专营，也是中国最早实现官方专营的记载，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盐政专营的先河。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他国数十倍。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正因为此，也间接成就了齐桓公在春秋时期的霸业，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盐铁论”促使

盐政管理走向巅峰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20倍于之前的历朝。

　　一个偌大国家，在接下来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武帝时代推出的“笼天下盐铁”的政策更是使得盐政专卖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将盐铁专卖政策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固定下来，规定凡天下之盐铁，一律官营，由政府负责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并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

　　随后，这项政策在当时的汉朝引来了激烈的反对，争论一直持续了40多年，直至汉昭帝时期。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主张“自由经济”的儒家与主张“国家垄断”的法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统治阶级为维护国家财政的统一性，还是选择了盐铁专卖这一国家财政政策，为此，这项政策也正是为后世所继承下来直至今天。

盐商暴富，腐败盛行

　　回顾盐政专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项制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但是，同样也有着诸多的副作用，比如，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压力、贪污腐败横行等等。

　　据史料记载，在唐朝时期，盐政的税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五分之二左右，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经济来源。

　　后来到了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宋朝的盐政对于国家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了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流通，正是在这样的先进经济模式的影响下，盐政管理也开始出现了“盐钞”，利用类似纸币的流通方式极大地加速了产品的流通方式，也使得盐政的影响力极度增强。

　　当时的“盐钞”某种程度上的信用价值甚至已经超越了纸币。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军队的军饷甚至用盐钞来代替，为此也有了“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一说。

　　同样，后世饱受战乱之苦的明朝也采取了类似宋朝“盐钞”的模式，发明了“盐引”来控制食盐专卖。

　　具体来说就是，商人每次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即“盐引”，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后来，在明朝万历年间，随着国家财政压力的继续增加，官办盐政的模式已经开始难以为继，统治者又发明了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盐政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极大降低了官办盐政的管理成本，但同时也给了盐政官员极大的权利寻租空间，为此，绵延300多年的盐政红顶商人时代也为之开启，同时也是一个官商勾结腐败至极的时期。

　　红顶商人与官府勾结谋利盐政之极的时期应该算是清朝，当时，盐商最多的扬州有着天下财富三出其二之说。

　　清朝对于盐政施行的是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

　　正是在这样的垄断模式之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盐商的年利润率能够达到194.1%之多。

　　也正是在这样暴利的吸引下，盐商与盐政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勾结与权力寻租也演变得愈发不可收拾，正是这样也使得，一方面，盐商暴富甚至富可敌国，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如今回首看来，中国古代盐政专营确实为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做出了诸多贡献，但是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盐政专营根本不可能达到如预期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设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盐政之中存在着巨大的权利寻租空间使得盐政管理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力，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述，“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