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教育工作得与失
“4名‘90后’女子聚众吸毒被捕”“15岁少年生日聚会时吸了第一口冰毒,从此染上毒瘾”……201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青少年涉毒新闻连续不断。仵亚自从成为禁毒社工,坚持传播禁毒知识,但他明显感到近年来青少年涉毒问题突出。
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副部长王锋介绍,云南省曾对1200名吸毒青少年问卷调查发现,初次吸毒者最小7岁,平均年龄20.08岁。2007年正式成为禁毒社工的袁献远表示,当前我国面临的毒情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加强禁毒知识宣传与教育工作势在必行。
另外,西安市法学会禁毒法学研究会会长、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表示,我国现有禁毒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一刀切问题突出,全社会对已戒毒成功人员关心不够、教育缺位,使其复吸率高居不下。同时,禁毒戒毒宣传教育工作也未真正走进课堂。
线上线下可获禁毒知识
目前我国民众获得禁毒知识的主要途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
每年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常会联合学校进行禁毒戒毒知识宣传。2013年7月,从黑龙江科技大学社工专业毕业的仵亚,自毕业当年4月进入深圳市春雨社会工作服务社工作以来,每年6月,他和同事都会外出参与禁毒宣传工作,今年也不例外。
在201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前,仵亚和11名同事全部深入社区、戒毒所、学校、美沙酮门诊部、拘留所、看守所、车站、码头等进行禁毒知识宣传,平均每天举办3至4场禁毒知识宣讲,每场宣传活动通常耗费1到1.5个小时,或发宣传单,或搞知识讲座。
袁献远和仵亚一样,在禁毒戒毒知识宣传中,他们或在社区等人流集中的地方,面对一群人集中宣传,或在戒毒所、美沙酮门诊部、学校等固定场所,针对一个约由10个人组成的小组进行专门互动交流,或者针对正在戒毒的个人,进行专案辅导。
褚宸舸把目前我国民众获得禁毒知识的主要途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上主要指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终端等媒体传播禁毒知识。比如:浙江开通的禁毒官方微博主页和微信公众号,实时更新、推送禁毒知识。线下主要指公安部门、社团组织的定点宣传。
比如:在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后,西北政法大学禁毒防艾社团通过组织舞台剧形式,将禁毒知识带入小学、初中课堂。北京公安局联合中央戏剧学院演绎原创新作禁毒音乐剧《临界》片段等。此外,国家禁毒委员会每年会公布《中国禁毒报告》,通报上年度禁毒信息。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讲师包涵专注禁毒学研究多年。他发现,我国自2005年发动“禁毒人民战争”以来,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已形成较为完整体系和思路。比如:将国家禁毒委员会设为最高禁毒领导机构,在《中国禁毒报告》中专门对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介绍、解读等。
另外,国家还鼓励全民参与禁毒宣传教育,以非政府力量推动民间机构进行常态化禁毒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比如:通过建立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培养禁毒宣传志愿者,将宣传活动推进到学校、厂矿、社区等场所。
同时,宣传教育手段日趋多样化。除传统以宣传材料、手册和展板为主要形式外,也陆续开展一些较为新颖的禁毒知识传播渠道。比如:2012年北京开展的“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活动,首都高校大学生禁毒志愿者骨干培训活动等。
宣传教育成效不明显
许多人很难从毒品预防教育中真正了解什么是毒品、成瘾机理、识毒方法等
尽管国家不断下力气进行禁毒知识传播与教育,但禁毒宣传成效不明显。云南警官学院禁毒学院副教授杨黎华研究发现,我国《禁毒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教育部门、新闻媒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应经常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但多流于形式。
现行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后,且“年年搞年年都是老一套”。从学校到农村,从企业到机关,同一套展板,同一套宣传资料,一用就是很多年。仵亚表示,平时他们每周传播禁毒知识2到3次,远不及国际禁毒日前后1天的3至4场。
目前,我国毒品预防教育实效性不强。王锋表示,尽管全国各地都在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但其实效性亟须提高。许多时候反复劝诫“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但对于什么是毒品很少介绍,许多人很难从中真正了解毒品的种类、成瘾机理和识毒方法等。
据国家禁毒委统计,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每年都在上涨。单从18岁以下的青少年吸毒人数看,2008年为1.7万人,2009年为3.7万人,2015年仅新发现人数就达1.4万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表示,登记在册的通常多是吸毒成瘾者,在统计数据外还存在一批未被发现的吸毒人群。他们随着近年来合成毒品的大量出现,分布更广,更隐蔽。
据李文君研究,合成毒品相对于传统的海洛因、鸦片等不同,不是种植的,而是通过化学方法合成和提纯,常见的有冰毒、麻古、摇头丸、K粉等。它原料易得,制取、售卖容易,形态多为片剂或粉末,有些以奶茶、果汁及跳跳糖等“零食”包装出现,易被误食滥用。
但包括仵亚在内的许多禁毒社工对此难以彻底分清。尽管深圳市春雨社会工作服务社在对外传播禁毒知识时,已将止咳水等新型兴奋剂类精神药品列入传播项目。但褚宸舸列举的“底料黄皮”“海洛因勾兑液”“开心水、神仙水、摇头水”“面面儿”“筋儿”或“僵尸药”“忽悠悠”等含有麻醉精神的药品物仍未被广泛宣传,有的仵亚甚至未听说过。
在褚宸舸看来,公安机关和部分社团组织是当前我国毒品犯罪预防教育宣传的主力。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有着丰富的禁毒经验、知识,但工作重心偏于打击、防治毒品违法犯罪,加之受警力不足限制,难以将主要精力放在毒品犯罪的预防教育、宣传中。
社团组织开展毒品犯罪预防教育工作,能通过发挥社团人员的积极性,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教育宣传活动,但人员流动性大,不利于构建长效宣传机制,又因缺乏足够资金支持,宣传范围相对有限。
制度掣肘下的困局
现有禁毒机构设置,忽视了其他政府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责任
“公安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和对吸毒成瘾者的救治”。褚宸舸认为,尽管每年国际禁毒日前后,各地公安机关会举行一系列禁毒知识宣传,但平时宣传工作较少。其原因在于我国禁毒工作由国家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多部门联动较为繁琐。
包涵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我国设立于1990年的国家禁毒委员会,鉴于20世纪80年代末毒情的爆发式增长,从而片面地认为防范毒品应以打击毒品供给为主。这导致将国家禁毒委员会的主任设置为由公安部部长兼任,而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设置于公安部禁毒局。
单从机构安排原意上看,是为了突出公安部门在禁毒宣传中的作用,并强调禁毒宣传以打击毒品泛滥为目的。由此导致公安部门承担国家禁毒委员会主要职能。这从迄今为止国家禁毒委员会的主要业务和日常活动都在公安部禁毒局网站上予以展示,可窥见一斑。
但该机构设置在突出公安机关在禁毒宣传教育中的作用时,忽视了其他政府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在禁毒工作中的作用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包涵认为,就禁毒宣传教育本身而言,教育部门显然更熟悉,却需服从公安部门指导,这容易导致宣传教育手段、方式不符合客观需要。
这一点仵亚深有感触。今年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他和同事多次联系当地有关教育部门,希望能在中小学校校园内开展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但对方却称,“我们的职责没有这一块,何况我们人手不够,你们的工作还会增加我们的额外工作量,且不会纳入绩效考核。”
“禁毒不只是公安机关、缉毒警察的任务。”李文君认为,“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毒品。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只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互助,才能真正抵御毒品。
同时,我国现有专业化禁毒宣传教育手段也较为缺失。比如:在“6·26”国际禁毒日,国家禁毒宣传教育成员单位并无同等规模的常态性、针对性宣传计划,在宣传的内容上也大多以毒品传播的基础知识,对易感人员群体的宣传培训及举办夏令营和知识竞赛为主。
包涵称,美国在禁毒宣传教育中,更强调专业性和针对性。如:在“Just Think Twice项目”中,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导师引导学生,利用专业网站上丰富明确的药物信息,批判地看待药物滥用行为。然后,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分享学习体会。
据统计,该方法使接受课程的青少年中药物滥用行为人数下降率达 87%。长期跟踪干预显示,青少年多种药物滥用情况下降66%,吸入性毒品、麻醉药和迷幻剂的使用人数显著降低,且有利于与父母、教育者和青少年共享防范药物滥用策略,纠正其药物滥用行为。
褚宸舸建议,我国的禁毒宣传教育深入初等、中等、高等教育课堂。一方面,由专职教师讲解毒品种类、危害,让学生正确认识毒品、远离毒品。另一方面,加强学校法治教育,让学生学习与毒品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守法律法规。
杨黎华表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不应该在“国际禁毒日”期间集中组织开展,而应该常态化,营造多形式、多渠道、多视角、全方位的禁毒宣传教育态势,少发放文字材料,多采用小品、漫画等形式。仵亚则希望打破部门壁垒,全社会都能关注禁毒知识教育、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