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中国梦”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是历史。作为一种职业，新闻工作者在抒写着人类新闻史的同时，也经历着时代变迁和人生的起落。新闻人的情怀、理想、生存环境、发展困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关注。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句出自于李大钊之口的名句，被更多地用以形容新闻人的神圣职责。

　　作为新闻界的荣耀与骄傲，中国最早的报人史量才、邹韬奋、成舍我、范长江等名记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他们为民请命，不计生死，面对黑暗势力，不屈不挠，为新闻界后人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或许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些怀揣着新闻理想的人，甚至从选择从事新闻工作的那一刻起，他们的血液中就流淌着某种使命感。

　　当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履行记者监督社会的神圣职责时，毫无疑问，他们就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所说的“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

　　新闻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央领导也多次谈到新闻人的重要性，在今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自为新闻人点赞，他讲到，要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作为传播“中国梦”的喉舌，在当今时代，新闻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新闻人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窘境，亟须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高度重视。

新闻人的地位

　　记者要讲真话，要反映群众的心声，要接地气，要越来越透明地走进老百姓的日常。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期待越来越高，但社会评价却有逐渐走低的趋势。

　　或许，年长的记者都经历过“无冕之王”的时代，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新闻从业人员普遍有着较高的职业荣誉感，在“你未来想做什么”的回答中，许多文科专业毕业生的理想是当记者。

　　之后，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以加强。南方周末、央视“焦点访谈”等知名媒体以及绝大多数地方媒体，普遍都设有舆论监督栏目，反映民生和民意。不过，随着大批新闻从业人员的加入和媒体普遍面临的市场经济下的转型，新闻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鱼龙混杂的局面。

　　“有偿新闻”“媒体权力寻租”等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不断出现，并且愈演愈烈。有些记者滥用职权，打着“采访”的旗号，到处要吃要喝要赞助。少数记者的不良行为，严重降低了记者的整体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关于记者的顺口溜也开始出现，如“防火防盗防记者”等，新闻记者受贿案也不时被披露。 

　　当社会对记者的整体评价普遍下滑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记者采访前脚刚走，后面骂声一片的状况。部分被采访单位找各种理由拒绝记者采访和监督，致记者职业荣誉感降低，也使新闻从业人员陷入一种异常尴尬的境地。

　　而在一线采访的调查记者，平时为百姓维权，寻求公平正义，但一旦遭遇风险，其个人权益却很难得到保护。

　　然而新闻从业人员的尴尬还不仅限于此。一个看似简单的现象是，虽然作为新闻记者持同样的记者证，同样兼具着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职责，但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体制内媒体人和体制外媒体人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在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白名单”和“黑名单”的分类下，并非所有媒体都享有平等的采访资源。在这方面，体制外媒体人也就是市场化媒体感触尤深。

发展中的瓶颈

　　职业的兴衰和变迁以及社会人群在不同职业间的流动，也在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与潮流。

　　近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媒体生态。2011年至今，随着互联网技术带动新媒体的迅猛出现，传统媒体人的鱼龙混杂尚未完全解决，就又遭遇了新的冲击。

　　网络媒体通过社交模式即时整合信息资源，或者动用搜索引擎，筛选热门话题，抓取有效数据，也“生产”出类似深度报道的各种专题，与纸媒展开正面竞争。新媒体的优越性逐日显现，然而纸媒还要经过“选材、策划、报题、采访、写稿、改稿、编版、三审、清样”的固定程序，即使二三十年都未有重大改变。

　　显然，在发布时效、呈现特征、传播方式、受众黏性、终端亲和力、互动活跃度等方面，传统媒体逐渐“掉队”。被看作纸媒主战场的深度新闻阵地也在日益缩减。

　　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媒体中，一方面有人掩耳盗铃认为“深度新闻是报纸的一张王牌，网媒在专业性方面很难赶得上”。另一方面，也有新闻人悲观地感叹，已经被互联网和移动终端逼得无路可走。然而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新媒体带来的冲击，现实中却是一些坚守在纸媒的朋友经常抱怨：“好不容易完成一个深度调查，结果还没见报就在手机上刷到了同样的题材！”

　　与此同时，报纸的发行量大幅下降，导致传统媒体人收入下滑，传统媒体的不景气已经征兆明显。

　　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优秀记者的陆续流失，部分传统的新闻人或改行，或创业，或被门户网站挖走，或做起了社交媒体。诸如报道“夫妻看黄碟事件”的《华商报》记者江雪，率先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陆晖、喻尘、丰鸿平、贾云勇、龙志、袁小兵、杨传敏、谭人玮、张国栋……每当有记者离职，或者成功转型的消息传出时，都会在新闻圈中引发一阵唏嘘。

　　有人感慨，现在能够在传统媒体坚守的人，大概都是经过多年仍心怀新闻理想的人士。虽然对这个行业又爱又恨，虽然也在梦想和现实中挣扎，但能留下来最后做的已经不是新闻，都是情怀。

　　面对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闻人要解决的都是如何突破“茫茫黑夜里的瓶颈”问题。

职业本身的窘境

　　长期从事新闻报道的压力与劳累让众多新闻人不堪重负。

　　吃饭还没吃到一半，就要看下手机客户端，刷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突发的热点。晚上刚睡下没多久，就被电话惊醒，爬下床去做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有事没事就检查下自己媒体在微博、微信上的更新，生怕会有内容出错。

　　这就是当下新闻人的日常。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新闻人加班成为家常便饭，一项统计显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到了83%的媒体人。而工作压力剧增，导致有60%的人超过晚上12点睡觉。晚睡的主要原因就是采访写稿、看新闻以及精神状态焦躁不安，在不安定的因素中，主要是因为工作、收入和前途。

　　随着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上述问题更加突出。

　　作息时间不规律，精神压力过大，不少记者编辑由于压力过大，患上抑郁症，出现失眠、情绪焦虑甚至自杀等现象，而记者患上重病的风险也明显加大，已有不少悲剧发生。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曾因抑郁症而陷入低潮。去年8月13日，调查记者朝格图因患有抑郁症，跳楼自杀，年仅36岁。

　　传统媒体十余年几乎一成不变的薪酬，又令外表光鲜的新闻人备尝生活的艰辛。很多新闻人一个月写的稿子再多也只能做到收支平衡，稍微松懈一点，出现收不抵支是常有的事。

　　在今年4月26日，43岁的资深调查记者尹鸿伟因患淋巴癌于云南昆明去世。此后一个月，已经有多位媒体人因病去世，令诸多媒体人不得不把健康放在生活首位。

　　5月24日，著名媒体人石扉客在博客中披露，3天前，曾因一张照片丟了饭碗的北京老记者王力利在困窘和沉默中走了。据了解，2008年1月北京市通州区两会上，《通州时讯》刊发了一张区长邓乃平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作者是时任该报摄影记者的王力利。因为照片上区长的眼睛似乎睁得不开，王力利被单位以拍摄的图片新闻出现导向性偏差、政治影响极其不好，成为政治事故为由辞退。人生的最后几年，王力利在再次下岗的屈辱与持续的病痛中度过，直至郁郁而终。

　　媒体人相继自杀和离世客观上反映的亦是媒体堪忧的整体生存环境。现如今作为新闻人，跳槽的跳槽，离职的离职，优秀的新闻人已经剩下不多。于是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好的记者则是奢侈品，应该且行且珍惜。

走出困境并不遥远

　　转型期的剧痛仍在持续。作为新闻人，也普遍都有知识分子的清高，有新闻理想，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随着互联网对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经营每况愈下，曾经只需写好文章的媒体人被迫要为经营和生计发愁，需要放下身段去服务广告主，去改变自己的新闻理想，这种痛苦让许多媒体人无法承受，感到纠结。

　　在新闻人作为传播“中国梦”喉舌的时代，如何破解媒体生存窘境是重点。一些解决办法诸如改善媒体生存环境，提高媒体工作待遇，自是每年都要说上一段时间，却解决寥寥。

　　而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新闻人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度过这个转型期。对此，许多新闻人和业界也在一直探讨。

　　譬如，采编过程要融入互联网思维，注入移动互联的血液，拓展深度报道的范畴。

　　记者编辑要转换角色，由采写编评人变身为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

　　报社可以实行项目制，新闻就是产品，深度新闻是高精尖产品，而采编人员应该是产品经理，带着为受众和客户提供质量可靠的实用商品的理念去对待每篇稿件、每个版面。

　　或者像“蓝鲸”和“蓝媒汇”一样，打通新闻类别、聚合媒体同行、共享社会资源、转换传播方式，他们的做法已让不少人看到新闻的蓝海。

　　此外，媒体机构还可以设立专门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咨询室，建立人性化休假制度，定期组织员工旅游，举办心理知识培训，定期进行心理普查等，让员工有机会放松调整，缓解焦虑，放松压力，从而发挥最大的职业效能。

　　或许，只有在解决了新闻媒体的生存困境和职业困境后，新闻人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梦”发声，更好地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同样作为新闻人，我们相信这一天必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