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官员的田园生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原南昌市市长李豆罗退休后当起了农民,在广袤的农村,继续发挥着离退休干部的政治、经验、威望优势。作为农村的“新乡贤”代表,“李豆罗们”将带给农村怎样的变化和思考?
一幅李豆罗用耕牛犁田的新闻图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画面中,李豆罗牵着他的耕牛,在绿色田野中辛勤地耕耘,那神情悠然自得,羡煞旁人。
他原是南昌市市长,6年前以南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身份退休。
与许多老干部退下来后,躲在家里不出门,空空落落郁郁寡欢,好像是做了件丢人的事情不同,李豆罗退休后则选择高调当起了农民。或许回归田园是现代城市中许多人的美好愿望。然而,真正“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又做得到的,李豆罗是其一。
在返回乡间生活的退休官员中,李豆罗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不过,这样的现象也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思考:他们为何彻底告别官场?促使此类官员回到农村究竟是何使然?在城乡二元差距不断加大的今天,这是否是打通城乡之间壁垒的有效手段?一切值得关注和思考。
官场感悟40年
“官场的人,一定要坚信为老百姓办事。”对于官场,李豆罗很有发言权。没有背景,他在官场40年。从农民到村支书再到进贤县委书记,从南昌市农委主任到南昌市市长再到南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角色的转变中,他尝过平步青云的滋味,也有过挫折的体验。
当官不易。在任进贤县县委书记时,告他状的人声势很大,甚至连中央组织部都派人和省市一起来查。不过在此后的回忆中,李豆罗看得很清楚,“他们告的不是我这个人,是对权力有意见,是对我这个位子有意见。你当了县委书记去告你,当了市长去告你,但是,你如果回家种田去了,他还告你干什么?”
李豆罗做官就三板斧,“有问题,就解决,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干脆利落。解决不了就解释;解释不通,就要发脾气。”
在南昌市市长任上,李豆罗留下的痕迹是:抽沙造地,造了半个城。另外就是玉带河改造工程。让他骄傲的是,仅该工程图纸就讨论了5年,但在他任上,改造完成了。
官场的摸爬滚打让李豆罗学会了谨慎和避嫌,即使是之后回村筹款搞建设亦念念不忘。不过,对于官场的感悟,李豆罗却说:“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各师各法,各有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回到西湖李家后,李豆罗就彻底告别了官场,每年老干部的团拜会之类他都不再参加。离开了就彻底离开,对南昌的事务,李豆罗是“脑子不想,耳朵不听,眼睛不看,嘴巴不说”,安心做自己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他的话说就是,太阳出来就做事,太阳下山就睡觉。
寻找失去的农耕文明
从一开始就是农民,到最终再当农民,或许这就是正本清源。
关于卸任后的何去何从?李豆罗想得很清楚。2010年1月22日上午,人大闭幕会前,李豆罗要卸任的消息疯传。人们都在关注李豆罗下午要去干什么。
在上台作完报告后,李豆罗谈起了他今后的打算。他说:“我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回到农村,搞新农村建设;二是好事多做,坏事莫为,毛主席知道了会表扬,阎王爷知道了会加寿;三是潜心练字。不懂书法,爱好写字,准备再练30年。”
而返乡竟也如此干净利落,李豆罗中午在食堂吃完饭,下午就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西进贤西湖李家。李豆罗就此总结,“从农民到市长用了40年,从市长到农民用了4个小时。”
时下的农村,早已不再是以前的农村。村民都外出了,剩下老弱病残留守,农耕文化早已落寞,这些,李豆罗早就心知肚明。
而回到家乡,对李豆罗来说并不仅仅是单纯地享受田园生活,而是扎根下来搞建设。对于为何选择当农民,李豆罗认为,农村的一些文化、农耕文明等都要保留下来,一些可能已经濒临消失的东西,也要挖掘出来。在他看来,农村的建设就是要“有青山,有绿水,有乡愁”。
在西湖李家,李豆罗下决心做了以下事:种树、修路、搞好环境,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保存甲地馆等原有的农耕时代的文化,建立农博馆。
他的理念是能吸引游客来参观的应是优美的乡村和过往那些逝去的农耕生产方式。在李豆罗的坚持下,“树绕村庄,水满陂塘。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莺啼燕舞,蝶儿忙。”宋朝文人秦观在诗词中所追求的村庄,如今在西湖李家已经成为现实。
已发展成生态旅游景区的西湖李家自2015年五一假期后,正式开始收费,2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收了4万多块。在农村这个广阔的舞台上,李豆罗就这样一步步地实现着他的梦想。
开启人生第二季
2016年1月22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充分凝聚和释放正能量。
中办国办文件指明了离退休干部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在今年全国两会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曾提到当下一个很热的词“新乡贤文化”。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提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意义重大。
事实上,在该文件出台前,像李豆罗一样,在城市退休,告别政坛,选择回归田园的官员大有人在。
山西晋城市阳城县财政局副局长孙金柱退休回到老家阳城县南部的河北镇孤堆底村,建起了民俗文化园,并指导乡亲们开办农家乐。
湖北黄石市工商局原副局长张友山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回到属于省级贫困村的家乡田垅村担任村支书带领村民致富。
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亚夫退休后,在江苏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驻点,带动农民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组织农民成立有机农业合作社。
河南省平顶山74岁退休干部张振华到新城区滍阳镇韩寨村当支书,指导美丽乡村建设……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当下的农村,这些回归田园的退休官员构成了一个新群体,被称为新乡贤,继续以各种方式参与推动乡村建设,续写人生篇章。
实践证明,凭借着“跳出农村看农村”的优势,较高的文化层次、丰富的从政阅历使“新乡贤”们在观察和解决“三农”问题时视野更宽、办法更多。同时,这些官员在退休后也找到了一条延伸价值、发挥余热、大有可为的新出路,开启了人生第二季。
伴随着新乡贤文化的流行,也许随之会带来资金、观念、文化、秩序等一系列公共资源向乡村的回流,未来打通城乡之间的壁垒或不远矣。
官员返乡古已有之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对于这样的字眼,如今的人们并不陌生。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古代官员大部分来源于农村。受农耕文明的影响,不论是做官的仕人,还是商人游子,都普遍存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晚年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
而历史上告老还乡的达官贵人比比皆是。西汉丞相韦贤“以老乞骸骨”,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告老还乡的丞相;宋代户部尚书沈诜告老还乡后,每遇灾荒之年,就把自家的存米拿出来按平价卖给当地百姓;明朝时期,浙江萧山的魏骥官至吏部尚书,辞官在家居住20余年,筑堤浚湖,解乡民水患之苦;清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阎敬铭70多岁时称病,四次上疏辞官,回归故里后捐款修建义学,并督办建起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粮仓,被誉“天下第一仓”。
在当代,高官返乡传统虽大大减弱,但从未中断。开国将军甘祖昌因伤病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位置上退休,回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一直到1986年去世;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把一个落后村变为“岳阳第一村”;当过9年海南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务农,使家乡松梅村面貌一新;湖北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在咸宁乡村自费建起优质瓜果科技研究所和试验园……
为何历朝历代有如此之多的官员选择落叶归根。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分析后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让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如今这些返乡的退休官员被尊称为“新乡贤”。这样的叫法部分延续了过去乡绅阶层的说法。自古以来,在我国农村就有乡绅阶层,他们支撑着乡村文明,在农村实施文明教化,并参与乡村治理。如果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有矛盾,两边的人坐下来谈判,基本上就能化解。
在当下,虽然我国早已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但“鼓励退休干部告老还乡”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国内知名学者在党报上撰文指出,城市居民回原籍定居、官员告老还乡对促进乡村文明与发展作用显著。国家应积极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城市居民和官员回原籍定居,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避免农村“空心化”。
享受田园生活的同时还利国利民,即将退休和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官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