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志愿服务中“求真知”

  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公益性法律服务工作，汇集了来自高等院校、律所等各行业法律人，他们为中国的司法实践，建平台、接地气、开药方、求真知，进而实现了法律人的正确“打开方式”。

——诉讼服务志愿专家、志愿者工作速写

　　一到“值班”这天，王宗玉就会揣上本法律大全，准时在早晨6点钟出门，在8点半抵达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之前，他可以利用乘地铁的时间，挑出书中重点的法律条文多翻阅几遍。这一习惯，他已经坚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哪怕是熟识的人也会对王老师“好学”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要知道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经执教32年，并且有着30年的律师执业经验。而这位经验丰富的老法律人，竟然还挤出时间翻阅法律大全，“让人既惊讶又佩服”。

　　“这是出于法律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3月19日，王宗玉在和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聊起自己“好学”的缘由时说，“到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值班’，会碰上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件，谁都不能确保自己的知识可以覆盖所有案件。”

　　王宗玉说，这份工作是对法律人学识和能力的多重考验，作为一名诉讼服务志愿专家，自己必须要重视。

建“平台”

　　王宗玉所说的诉讼服务志愿专家，是何方“神圣”？

　　“与最高法院签约确定的诉讼服务志愿专家工作，是最高法院立案庭与中国法律咨询中心（下称咨询中心），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共同培育的硕果。”今年3月1日，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在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诉讼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志愿专家、诉讼服务志愿者签约活动时，提起了诉讼服务志愿专家的由来。

　　这项工作由中国法学会受最高人民法院委托，交由咨询中心具体承办，于2014年8月正式启动。

　　咨询中心遴选了一批实务经验丰富且热心公益事业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和律师担任“诉讼服务志愿专家”，在最高法院立案大厅轮流值班，面对面地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引导其依法行使权利，理性表达诉求，从而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在京法学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资深律师，共有100多人加入了诉讼服务志愿专家队伍。并制定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确立了存疑案件报送和分类化解的工作机制。

　　在3月1日的签约活动上，包括王宗玉在内的22名法学专家和律师被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聘任为首批诉讼服务志愿专家，主要为来访群众提供诉讼咨询、矛盾化解、心理疏导、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工作。

　　当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选聘志愿专家和志愿者参与诉讼服务工作，是建立完善社会第三方参与司法服务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诉讼服务中心要不断拓宽第三方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参与到诉讼服务工作中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认为，此举不仅帮助法学院教师了解社会焦点问题与法治现状，还搭建了法科学生了解中国法治实践，提升法律人伦理意识、责任意识的重要平台。

　　诚如韩大元教授言，王宗玉一直认为，高校教师必须要保持和司法实践的紧密联系，才能开拓教学视野，从而培育出“接地气”的学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刘晓露，正走在“接地气”的路上。

接“地气”

　　“大爷，您有什么诉求可以先对我讲。”3月29日，身披诉讼服务志愿者红色绶带的刘晓露，看到了在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大厅不断徘徊的一位老人，便主动上前打招呼。

　　老者普通话夹杂着方言的陈述方式，让晓露这位南方姑娘颇费了番工夫才理解其意。只见她表情郑重侧耳倾听，不时地做着笔录，当遇到来人表述不清时，还提醒对方看一看他手中的判决书。

　　40分钟过去了，老人结束了和刘晓露的交流，并一再表示“这个小妮真不孬”。

　　这只是刘晓露在担任诉讼服务志愿者期间收获的一份赞誉。去年刚开春，她曾为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提供法律咨询，经过1个多小时的交流，老人家的情绪由激动慢慢变得平静，最后竟提出要给小姑娘送上一面锦旗来表达感谢。这让她“既感到受宠若惊又觉得工作很有价值”。

　　刘晓露当然没有接受来访者的锦旗。

　　事后，她在思考老人的举动时，分析“有时候，对当事人最大的帮助就是倾听”。她将自己的这个感悟分享给学弟和学妹，并提醒他们，当事人需要倾诉，我们尽可能地倾听其诉求，“如果当事人所提的法律问题，我们不了解，千万要诚实地告诉对方，不要做错误的引导。”

　　对此，龚佳懿深有感触。和刘晓露一样，她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出于多参与司法实践的目的，2015年2月，他主动申请到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做志愿者。

　　当年秋天，他曾遇到一位少数民族来访者。那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普通话并不流利，双方交流很不顺畅。佳懿提出可以通过阅读对方判决书的方式来了解案情。

　　当看到那份犹如天书的判决书，龚佳懿傻了眼，“判决书是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他真正感受到了“大字不识一个”的苦楚。好在对方又提供了一份汉语翻译版文件。

　　而遗憾的是，这份文件也没能让小龚快速了解案情，“这份汉语判决书，是当事人找他人翻译的，文字并不流畅，很简单的案情也因语言转换问题而变得云里雾里。”

　　大学期间，龚佳懿读日语专业，他深知语言转换对译者专业性的要求。没想到“改行”学法律，也遇到了语言翻译的相关问题。志愿服务经此一役，他跟老师和同学探讨，为提高司法成效，建议基层法院增加通晓少数民族和汉语双语的工作人员，在判决书撰写时，避免语言转换障碍。

开“药方”

　　看到学生接触实务一线，王宗玉很高兴，他不时告诫学生：法律所处理的，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法律人要深入法律实践，才能把稳法律脉搏，开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药方”。

　　从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正式运行，王宗玉就开始提供法律服务工作，共接待全国各地的来访者近百人。一天最多时，他接待过10名群众，经济案件、民事诉讼、刑事案件不一而足。不但解答老百姓具体的法律问题，还为来访群众解读国家法律法规。

　　碰上连声道谢的群众，王老师有很多说不出的感触，便一再提醒自己“要多听、多看、多想，切实为来访群众释疑解惑”。

　　不可否认，很多前来维权的群众，并不是他们所声称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但是，王宗玉也发现，有些案件确实存在“瑕疵”。这促使他思考如何避免冤假错案问题。

　　“立功受奖要在二审终审以后。”王宗玉建议，刚“破案”不要急着盖棺定论，为相关办案人员立功受奖。如果该案件在以后发现存在重大问题，某些“既得利益者”将会有阻挠“翻案”的可能，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也随之受到挑战。

　　在他看来，要避免冤假错案，还必须杜绝刑讯逼供。王宗玉认为，消除冤假错案，不在于建多少高科技的审讯室，增加多少录音录像设备，“审讯时需要当事人律师在场”便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利益，避免刑讯逼供、诱供的发生。

　　王宗玉所开出的“药方”得到了另一位参与志愿专家工作的马跃华律师的认同。

　　3月29日，马跃华在“值班”时，共接待了8名来访群众。趁着吃午饭的间隙，他接受了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的采访。和王宗玉一样，他同样主张，法律人要多关注中国的司法实践。

求“真知”

　　在近一年的诉讼服务志愿专家工作中，身为律师的马跃华发现，有些群众并非遭遇冤假错案却鸣冤不止——一位老者因为土地纠纷的陈年旧案，大半辈子时间都花在了上访维权中；一个50多岁的大姐，因上个世纪80年代的离婚赔偿问题，20年未再嫁……

　　“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马跃华分析，这些来访者的苦恼，固然和他们个人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却也跟中国人的法治习惯有关。国人还没有聘请律师的意识，其内心的很多困扰未有专业人士进行法律上的解答，从而长期积累成为“疙瘩”。而法官在判决时，援引法律条文很清楚，但往往对当事人释理较少。“法律人理智且通俗的释理析法，对当事人来讲很重要。”

　　去年，有一位40多岁的大姐曾千里迢迢赶到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当值的马跃华为其讲解法律程序，并给她相应建议，大姐按照马律师给的建议理性行使权利，最终使案件往前推动了一大步。几个月后，她专程来诉讼服务中心找马律师，表示感谢。

　　作为志愿专家，每个月只有一天在诉讼服务中心值班，再次见到这位大姐，马律师笑着说，“巧了，我正好值班。”

　　工作得到群众认同是马跃华们最高兴的事情。

　　3月31日，中国法律咨询中心副主任任伊珊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截至2016年2月29日，中国法律咨询中心共组织志愿专家576人次，接待来访群众2371人次，咨询案件2611件，其中民事案件1369件，刑事案件759件，行政案件397件，国家赔偿类案件86件，日平均接待当事人5人次，每人次平均接待时间50分钟。经过志愿专家释疑解惑，明法析理，已有两名当事人签署服判息诉确认书，十余名当事人表示不再上访。

　　“工作得到了来访群众普遍欢迎和充分肯定，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多次表扬。”任伊珊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对工作难点也并不讳言。

　　她介绍，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地处南四环，交通十分不便，且人民群众来访申诉的案件种类繁多，案情复杂，矛盾长期积压，劝访息诉难度较大。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服务志愿专家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公益性法律服务”，对志愿专家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公益情怀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只要群众有需要，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王宗玉和马跃华对诉讼服务的“感情”，就是克服各种困境的动力。他们不仅建议更多的专家、学者、律师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还希望更多像刘晓露、龚佳懿一样的学生加入到诉讼服务志愿者队伍中来。

  “有什么样的法学院教育，才会有什么样的中国法治。”马跃华律师认为，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科教学，才是求“真知”的正确打开方式。

　　下午5点，马跃华送走了最后一位咨询者，立案大厅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访的群众也回到了各自的生活。

　　他走出律师咨询室，抬头看见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标语，红色的，很醒目。

　　伫立良久，马跃华对身边一位法学院的志愿者说：“这就是我们法律人所有努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