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者”王海：消费者、企业、政府都是客户

    王海自信目前在职业打假领域还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他平均一周工作两三天，压力也不大，没想过自己还要再做多长时间的问题。

　　每年3月，是王海一年中最忙的，借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东风，他至少有半个月时间都在接受媒体采访。“至少有个十家八家吧，我希望借助媒体，改变更多人的观念。”王海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20年前，由向出售假冒耳机的北京隆福大厦索赔开始，王海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职业打假之路，也无意中开创了中国职业打假之路。“我估计中国职业打假人到目前有一两千人的规模，还会继续增加。”王海说。

  如今，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帮消费者维权打假，替企业打假。他在南京的公司还有两项业务，帮政府采购打假和举报排污企业，“拿政府的举报奖金。”王海嘿嘿一笑。

　　他不回避自己打假是为追求个人利益，对于外界对其身价的猜测和好奇，他觉得“比较无聊”。他认为之所以有诸如“充当企业枪手”的质疑是由于部分人“观念的愚昧”。

走上职业打假之路

　　1995年，青岛人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假冒耳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未久，“由于刚刚出现，好奇两倍赔偿金能否兑现，就做一下尝试。”王海说。

　　结果消协、工商、质监、厂家一圈找下来，各部门都在踢皮球，王海又买了10副，“我折腾一圈前前后后跑了将近一个星期，成本远高于两副耳机的价值，所以在投诉之前，又买了10个来弥补损失。”王海说。

　　回青岛后，王海一直琢磨这个事儿，他觉得随着经济发展，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肯定会继续增加，“决定要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来干”。

　　第二次来北京，北京市刚出台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王海心里有了打算，搞一个事务所，帮消费者打假，帮厂家查假以及帮商家防假。“肯定不能一个人，一人跟一个组织对抗，很显然力量太单薄。”

　　第二年，王海就成立了第一家打假公司，刚开始团队也就三四个人，主要是通过熟人圈子建立起来的，工作角色有调查员、法务助理等。通常一件案子的程序是，专门负责调查的项目经理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然后自己的律师启动法律程序。王海的客户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消费者居多，主要是之前的客户介绍来的，也有一些通过微博、电话找到的。

　　最多的时候，王海团队成员发展到200多人，后来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人数精简至30多人。“不想做得规模太大，规模太大风险就会增加，人派出去了，遇到什么情况很难了解控制。”王海说。

　　让王海特别重视风险控制的是2003年律师黄立荣被殴致死事件。

　　时年39岁的黄立荣受雇于一家社会调查事务所，做过律师、保险推销员。2003年12月，打假人黄立荣受雇调查紫禁城国医馆老板赵君，在利用照相机、望远镜进行偷拍、监视时，被紫禁城国医馆业务经理发现，随后该经理叫来几个男子将其围住施以拳脚，赵君和一店员将黄立荣拖至后院继续拷打。其间他们从黄立荣的手包中发现几张纸上写着赵君和公司几个主管人的姓名、年龄等情况。经过20分钟的拷打，黄立荣死于非命。

　　这是北京首例民间调查者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案件。“做这个工作一定要有效控制风险，否则就没有意义。”王海说。

　　每次在媒体镜头前出现，王海总是戴着一副标志性的墨镜，去一些案件现场他也会戴着墨镜。“这也是风险控制，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亲自去现场，一下子被认出来了，还去现场干吗？”王海说，这个习惯他保持了20多年。

  他会在去调查案件时带上保镖，现在保镖来自王海自己的物业公司的安保人员。“平时出行不会带保镖，带保镖需要成本的。”王海说。

“我对这些

质疑最大的感受就是同情”

　　去年一年，王海团队经手处理的案件有500件左右，进入诉讼程序的200件左右。王海估计，中国职业打假人目前规模有一两千人，这中间有一半是2014年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后增加的，“今后还会继续增加，因为假冒伪劣越来越多。”王海说。

　　随着职业打假人越来越多，一些质疑也逐渐出现。有质疑称职业打假人造成了司法资源浪费。北京二中院今年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近八成是由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诉讼。

　　王海对浪费司法资源的质疑不以为然，“怎么叫浪费司法资源，还是因为协商解决不起作用，工商、消协不起作用啊！”王海说。

　　更尖锐的质疑称职业打假人有充当企业枪手打击对手之嫌，“这是蒙昧啊，帮企业是好事儿啊，把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侵权的企业打下去不是好事儿吗？是消费者受益啊！”王海说，“我对这些质疑最大的感受就是同情，同情这些人的蒙昧。”

　　王海团队现在打假的对象增加了网红和微商。他提到，很多网红开店，卖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所谓的“网红经济”。相比最初商业超市打假，打击网红和电商的取证和诉讼成本都会增加。

　　“传统的商业超市打假，直接去购买，对过程进行录像，虚假宣传现场固定下来就行，相应的营业登记和身份信息也都可以查询。而网红、电商首先产品质量没法保证，并且可能注册在A地，经营在B地，生产在C地，发货在D地，并且证据容易灭失，比如商品下架、对网页进行删改。要通过公证固定证据，对方下落不明还要发公告，管辖权异议也会扯皮，相应的取证、诉讼成本就会增加。”王海说。

　　之所以还选择新的领域去打假是因为会有更高的成就感，王海说之前的传统超市打假让他“都有些职业倦怠了”。

　　他直言打假“首要是有成就感符合个人利益。是基于个人利益，是通过为别人服务的方式获得的”。

　　在王海看来，在利益驱动下打假人获利越多，对社会贡献就越大。“如果我一年赚两千万，就相当于问题厂商被罚款两千万，他们的违法成本就增加了。”对于外界对其身价的猜测和打假起步价30万元的说法，他觉得“很无聊”。

　　如今“王老板”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开设了四家公司。北京的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帮助消费者打假，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天津的公司是物业公司，深圳的公司主要做商业调查，帮企业打假，而南京的公司则主做“政府采购和环保”。

　　王海自信目前在职业打假领域还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他平均一周工作两三天，压力也不大，没想过自己还要再做多长时间的问题。

  “没完没了的骗局，只要觉得有成就感，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如果哪天发现另一件更有成就感的事儿就做别的了。”王海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