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远方，孩子在家乡

     远方的妈妈，留守的孩子，分离成了不时就要上演的“节目”。孩子，成了父母最大的牵挂。何时才能相聚，何时才可团圆？

公交车门一打开，小男孩便从车里跳下，紧接着小跑起来。随着跑步的节奏，嘴里呼出的水汽一上一下又扑到孩子红彤彤的小脸上。

    当他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时，反而停止了跑动，慢慢挪到跟前，抬头问：“怎么没告诉我就回来了。”

    “回家陪你们过年啊。”妈妈徐娟笑着回答。

    2015年腊月二十，外出走亲戚的孩子听说妈妈从上海回来了，兀自有些惊喜，匆忙乘坐公交车赶回家，看到妈妈正抱着弟弟站在门口等自己，“心里很高兴。”

远方的妈妈

    12个小时车程，徐娟终于回到了家。

    “大宝和二姨走亲戚去了。”徐娟的母亲抱着二宝从屋里走出来，想将孩子交给女儿。谁知怀里的小朋友见到眼前的“陌生人”，扭头便躲。

    “二宝，妈妈回来啦。”徐娟笑着接过孩子。孩子撇嘴就哭，身子扑棱着寻找姥姥。

    每次回家，孩子都要经历一次“再认识”的过程。上次元旦假期两天的相处，显然不能让这个不满两岁的孩子记住妈妈是谁。

    二宝用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哭，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过两个小时过后，也就混熟了”。而上小学一年级的哥哥，已经长成了大孩子，逢年过节，因爸妈在外打工，这个刚满6岁的男子汉，会主动替代家长走亲戚串朋友。

    像徐娟一样的离家打工者，湖北省大悟县大有人在，街上不乏“早当家”的孩子，人们也都见怪不怪了。徐娟所在镇上的小学，总共有六七十名学生，一半以上的学生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徐娟的家乡大悟，坐落在湖北省东北部鄂豫边界，大别山脉西南段，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带。自古便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

    自从1983年被列为国家重点老区县，1986年被列为全国山区扶贫开发县开始后，国家每次扶贫计划，大悟县都名列其中。

    一直和大山相伴的徐娟，渴望看看山外的世界。年轻的心，始终鼓噪着一个走出去的声音。

    2006年，18岁技校毕业后，学校推荐她去了上海的一家汽车配件厂。辗转换过几份工作，在上海一待就是10年。

    在这期间，徐娟只在结婚生子的特殊时间段中，短暂的别离上海。

    “为什么不留在家乡生活？”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问。

    “还是因为经济原因吧。”徐娟讷讷而言。

    她曾算了一笔账，在家乡打工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仅够应付孩子的奶粉衣物以及家庭的日常消费，而到上海打工，月工资是这个收入的3倍，“必须要走出大悟”。

    回家生产，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徐娟便离开了家乡。

    “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孩子妈妈笑着，声音中带点苦涩。

    3月16日下午5点31分，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拨通了徐娟的电话。她表示，自己还未下班，抽工作的间隙，聊一二十分钟应该没问题。

留守的孩子

    “我们孩子是留守儿童啊。”电话另一头的徐娟有些无奈。

    看到徐娟们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研究中心教授尚晓援提出：“我们目前最为需要的是能让留守儿童和父母团聚的法律法规,帮助这些家庭在父母工作地点团聚。”

    然而，在上海工作了10余年，徐娟依然不能把孩子接到身边生活，只能让姥姥和姥爷帮忙照顾。虽说上海有面向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小学，但由于离她工作的地方车程太远，“送去读书也不现实”。而距离近的公办学校招生条件却有着严格的限制，需要住房、户口、落户年限等要求，就算政策相对宽松的学校，也需提供父母社保证明。遗憾的是，“企业并没有给我们买五险一金”。

    “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成了徐娟们的真实写照。然而，这还不是令她最烦恼的事情。过年回家，大宝好多次向她传递出不想读书的想法。“课本太难了。”孩子挫败的声音，每每让徐娟心疼，自己也只能和他多聊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以增加他对学习的兴趣。

    令人高兴的是，大宝很喜欢学校新来的老师。这位老师会带领孩子们做游戏、画画、唱歌。“如果不读书了，很舍不得这位新老师。”孩子对妈妈说。

    新老师是“麦田计划”的志愿者。2005年，一位画家发起了这项计划。当年，这位画家到云南山区小学支教，小学的女校长对他说，孩子们从小到大，没看过一本课外书，请他帮忙筹集一些，“旧的也行”。 

    偏选地区对教育的渴望让很多公益人行动了起来。“麦田计划”致力于改善中国贫困山区孩子的教育环境。

    大悟县也来了很多志愿者，这些老师资助孩子们读书、兴建校舍、成立图书室，义务支教。

    大宝告诉妈妈，支教结束后，新老师应该会离开学校。交谈中，孩子稍显落寞，但他已经习惯了分离，就像每次和妈妈告别一样，“总会离开的。”

    每天，人们都要面对多种团聚和分离。最令人痛心的或许就是父母和孩子天各一方。这一点，在美国读书的周蕙深有体会。

    周蕙今年28岁，和丈夫一起在美国读博士。因为第一学期没有奖学金，父母筹集的几十万元已捉襟见肘，只能把孩子放在国内。好在公公婆婆均已退休，有时间和精力帮忙照看孩子。

    孩子不足3岁，却出奇的敏感而早慧，他会自如地给妈妈发微信，拨打越洋电话，等对方接通后，甜甜地说上一声“爸爸妈妈，我爱你”，却从来不央求他们马上回家；他听到“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的摇篮曲时，会默默翻身趴在床上装睡，悄悄地哭泣，不让爷爷奶奶发现他的眼泪已经浸湿了枕头；碰上与妈妈视频聊天，情绪不好时，会装作不经意地从视频前走过，不刻意答话；有时奶奶做饭不能兼顾他，小朋友会推着小火车自言自语：“我的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个有着土家族和汉族血统的孩子，似乎在印证着“远距离血缘，后代优生”的说法。但周蕙却希望，“我们宁可孩子笨一点，不懂离别，也不会体会其中的痛苦。”

不愿别离的家人

    出生在北京的雪儿刚满两岁，喜欢玩沙子。3月13日，妈妈陈敏刚刚将她带到儿童游乐园门口，小姑娘便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沙堆，尖叫着将一捧沙扬到了空中。

    看到女儿扬起的沙尘，陈敏一阵恍惚。

    婆婆生病，孩子幼小，自己和丈夫都要上班，分身乏术，而距离孩子上幼儿园还有9个月……

    “雪儿，妈妈带你去姥姥家好不好？”陈敏和孩子商量，姥姥家在山东威海，海边的沙滩上有好多沙子，小朋友都喜欢去玩。

    孩子虽然不知道海边，却听懂了沙滩，又弯腰捧起了一把沙子，扬到了空中。

    让沙子迷了眼的陈敏，眼睛通红，伸手把孩子抱进怀里，说：“还没送你回去，我已经开始想你了。”此前，因为工作出差，陈敏和孩子最长时间的一次分别，仅有一周时间，想到这次要分别将近一年的时间，她有些伤感。

    事后，陈敏与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聊起这件事情来，调侃道：“怎么我家孩子也成了留守儿童了？”

    陈敏并没深究“留守儿童”的定义。其实，按照官方的说法，“留守儿童是我们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因为农民工进城，其留在家乡的子女就成了留守儿童。我国有2.4亿左右农民工，留守儿童约6000万。

    如此看来，周蕙与陈敏的孩子显然不在其列。但是她们因工作求学等原因与孩子分离，构成了“非典型性留守儿童”。

    如今，周蕙申请上了助教的职位，每个月有将近2000美元的工资，丈夫的奖学金也即将发放，两人不用再为钱的问题发愁，终于可以把孩子接到美国团聚了。

    周蕙一家人的团聚已经提上了日程，孩子也能结束“留守”儿童的生活。但徐娟还不知自己何时才能返回家乡，她说，如果政府多为农村人口举办一些就业培训，提供创业支持，“我应该会回家。”

    毕竟，她很担心“功课太难”的老大，也很想念间歇性不认识妈妈的老二。而孩子的二姨妈马上要生孩子，也是需要照看的时候……

    采访结束后，她给记者发了一条短信，说：提到孩子的问题，我有些情绪激动，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没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心里有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