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栩：以恶意不实举报为手段威胁法官要严惩

    作为全国法院系统中唯一一位来自基层的法官代表，朱正栩谈起不久前遇害的女法官马彩云时，除了痛心和震惊，她还在反思法官职业保障方面的不完善。

　　3月5日晚，谈起不久前遇害的女法官马彩云，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平顶山宝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兼闹店法庭庭长朱正栩表示，这是偶发的极端事件，除了表达对同行遭遇的震惊、痛心之外，她更愤慨于事后网络上出现的那些谩骂、抹黑法官的言论。

　　“她在基层法庭干了15年，一年办400件案子，我们有很多相似经历，法律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全社会共同接受的准则，这个准则放在某个人身上，他可能认为不公平，而有一些极端当事人对这个不理解，因各种因素迁怒社会、报复社会，这并不是针对法官出现的现象。”

　　作为全国法院系统中唯一一位来自基层的法官代表，朱正栩表示，这中间也折射出法官职业保障方面的不完善。

“你判我败诉

我发帖子抹黑你”

　　今年全国两会，她就法官的职业保障问题提出建议：一是建议全国人大修订法官法，从立法层面加强对法官的保护；二是建议各级法院成立法官权益保护机构。

　　朱正栩说，她提这个建议不是因为马彩云事件，而是源于去年她所在法庭的一位同事的遭遇。“当时，被告因为拖欠3万元工程款被判败诉，每天都背着残疾的妻子到同事家门口坐着，孩子都不敢上学。报警后，警方说没造成什么后果，只能劝说，没法对他做出什么处理，同事只能带着家人到亲戚家居住。”

　　后来，朱正栩在调研中发现，法官经历的骚扰、威胁并不少见。

　　“我在一个法官微信群，大家聊起来，居然每个人都曾遭遇过案件当事人的侮辱、威胁、骚扰、诽谤等，只是程度不同，有的法官甚至收到当事人300多条骚扰短信。”她说，法官判案过程要保持绝对中立，要不受社会各种因素干扰，有些当事人拿法官家人或法官名誉相威胁，“你判我败诉，我发帖子抹黑你。”

  不仅是同行，朱正栩本人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一年前，一名当事人跑到她办公室说，“你不是优秀法官嘛，你不把这事解决了，我可以造舆论抹黑你。”

　　面对当事人的威胁，法官们通常都很无奈。

  朱正栩在调查法官遇到骚扰、威胁、纠缠有没有妥协的可能时，有法官表示，是有可能妥协的。

　　朱正栩说，目前80%的案件在基层，都由基层法官办理，而法官法中，法官的保护条款过于简单，“法官受到骚扰，许多并不是出现在法庭之上的，而是生活之中、下班以后。但现有的法律及相关条款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规定。”

　　因此，依然得靠治安管理处罚法，这和普通公民没有区别，而且这些法律规定威胁、诽谤、骚扰需造成一定危害才能处理。

　　在她看来，威胁法官要求得到有利于他的判决，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是一种侵害，对社会公平正义也是一种侵害。对法官的保护要强于普通人，法官受到威胁是基于干扰司法公正，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应加重处罚。目前，跟着司法改革的步伐，她希望高层能考虑基层实际情况，把这方面写得明确具体可行，真正达到社会效果。

不实投诉需澄清

　　马彩云离世不久，网上很快出现一篇以“北师大教授张源”名义发的帖子，称其是马彩云法官办理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对待。3月4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声明称，2010年，马彩云法官曾审理过张源为原告的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判决后，张源服判，被告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张源以其前夫未履行离婚协议为由，向昌平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该案承办人为回龙观法庭曹元元法官，马彩云法官亦非合议庭成员，且原告和被告在审理过程中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并指出，此帖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

　　对此，朱正栩表示，对法官不实投诉需建立澄清机制。法官超负荷运转，一年审几百起案件，一个人在网上发不实投诉，内部纪检去调查。有问题处理法官，没问题的对社会也没有一个澄清机制。“网上投诉法官的帖子，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很坏的影响，甚至还能搜到投诉邹碧华院长的帖子，这难道不应该澄清吗？如果是不实的投诉不该回应吗？”她称，甚至在与领导干部聊天中，他们也产生一定疑惑，“会不会法官办案中产生瑕疵？”

  在朱正栩看来，像这种网上捏造事实的行为必须打击，否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破坏。  

　　由于法官非常忙，面对这些投诉甚至诽谤，不可能追着打官司，所以，没有人选择走这条路。但现在有些地方法院成立法官权益保护协会，对网络上不实投诉进行澄清，对恶意诽谤法官，捏造事实，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追责。

  “这方面是我们欠缺的，这不是一个法官的事，我们没有精力，但客观上放纵了这些行为，当事人有可能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个人利益。”她强调，要建立健全法官遭受不实举报、受到诬告陷害澄清机制，对于以恶意不实举报为手段威胁法官，干扰司法公正的，依法严厉打击。

解决基层矛盾要依靠群众

　　朱正栩所在的闹店镇人民法庭下辖一乡三镇，15万人口。在长年的司法实践中，她发现，基层矛盾有很多特点。基层群众法律素质低，没有花钱请律师的意识，当然律师费也较高，群众打官司程序上不举证，这也是中国国情。

　　由于法院案多人少，朱正栩想了很多办法，她在基层跟当地党委政府、村干部沟通交流中发现有很多社会力量可以利用。有一次，她办理一起农村纠纷案件，在调查走访中有人告诉她可以找村干部试试。

　　“我是法庭新来的庭长，村里有个案子想请您帮助协调一下。”朱正栩回忆，村书记当时便答应了，当天晚上就调解好了。

　　“朱法官，明天他们去你们法院撤诉。”接到电话后，朱正栩意识到，依靠群众不是一句空话，这件事也给她很大的启发。从那以后，她就有意识地聘请一些特约调解员，找一些在当地威望比较高、有热心、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村干部、个体商户、退休老教师帮忙调解案子，并在村干部间建立联系。

　　“他们跟当事人沟通容易，在中间起了很好的沟通桥梁作用。我们大量工作在庭前，把矛盾化解在前面。每个事件都有调解的支撑点，找到支撑点就有调解的可能。”她说，“这当然适合我们乡村法庭，也适合国情现状。我是一个普通法官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不是说我法律水平有多高，办案质量有多好，而是基层群众、党委政府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日常办案中，她发现农村劳动争议案件不少，而在此类案件中，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的就是受工伤的农民工。这种案子往往处理周期长而且繁琐。尤其是不少农民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工伤，如果没有达成事前调解，一个案件周期至少要两三年，这已经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很普遍的问题。

　　在她看来，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和司法的衔接等环节太多。去年全国两会，她建议，取消劳动争议纠纷中的仲裁前置制度，实行仲裁和诉讼“二选一”。

干预办案明显减少

  已经做了20多年法官的朱正栩说，当前确实感到对办案干预明显减少，这与反腐工作有不小的关系。过去那些年，有打招呼、说人情的情况存在，包括她自己也因为拒绝请客吃饭这种事得罪了很多人。现在因为中央八项规定和各种对领导干部和司法人员干扰司法行为的硬性规定，使法官的工作常态化。“对于领导过问案件的行为，重视程度已上升到了很高的层级，像河南，前不久又出台了这方面追究责任的具体实施办法。”她说。

　　以前，很多法官不认为被领导叫过去问案件进展是干扰司法，因为他没有明确说要怎么做，但这种行为也是潜在对司法干预，现在官员干预办案必须揭露通报。 

　　“画了红线后，即使有亲戚朋友想通过我询问其他同事的办案情况，我可以解释现在不允许过问。我认为非常好，要排除一切可能干扰司法公正的因素。”朱正栩坦言。

　　目前，司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也朝着更加符合法治精神、符合法律自身规律方向运行。如何保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证客观公正办案，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严格追责，健全各方面保障机制避免冤假错案发生，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下一步迫切要做的还是人的问题，怎么建立专业化职业化法官队伍，需要体制方面改革，法官检察官需要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晋升制度、管理制度、薪酬制度、保障制度等，这也是司法改革成败的关键。”朱正栩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