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住宅小区的历史演变

   封闭还是打开？封闭式住宅小区的变迁就是一部历史。如今重新读来，它带给我们回忆，也让我们在回忆中继续前行。

　　一个个楼盘就像独立王国，彼此不关联，公共服务设施不共享，这是人们对无所不在的封闭式住宅小区的第一印象。

　　“私家花园，未经许可，不得入内！”提起封闭式住宅小区，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被拒之门外的尴尬经历。在某些高档住宅小区和大院，如果你不是业主，拿不出业主卡，又没有该小区居民接引，再怎么巧舌如簧，小区的大门都绝难进入。

　　围墙和大门似成了封闭式住宅小区的标配。它就像一个圈一样，将几幢建筑物、公建配套、绿地以及称之为邻居的人们，一道划了进去。

　　不可否认，封闭式住宅小区为业主们提供了相对安全和安静的居住环境，在形式上提升了归属感和私密感，但同时它又成为人际关系上的分界线。

　　今年2月21日，中央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意味着封闭式住宅小区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封闭式住宅小区存在的若干年中，你不能不承认，封闭式住宅小区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农耕时代的产物

　　为何我国城市住宅区长期都是封闭的？

　　面对这一问题，今年2月23日，最高法民一庭庭长程新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政策时曾提及。程新文说：“正像有关部门所介绍的那样，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

　　在长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封建体制下，我国古代就形成了封闭内省的文化气质。中国古代的城池，依山傍水，有护城河，可以算作大型的封闭式小区，唐代的里坊，算是小型的封闭式小区。

　　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住宅区封闭潮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闾里制”。

　　“闾里制”就是把城里的居民，按一定户数用高墙圈成方块状的“闾”；墙上设门，供居民出入；门侧设“弹室”一类的机构，配置“里正”一类的管理人员，来控制和管理内中居民，比如一般不允许入夜后居民上街等。

　　这种起源于先秦的制度，至隋唐进化为控制力更强的“里坊制”。唐代长安城居民区共划为108坊。大坊内部，四门加一条十字街，小坊内部，两门加一条横街。日出开坊门，日落敲街鼓60下后关坊门，管理极为严格。

　　可以说，古代建封闭小区是为更好地控制民众。

　　到北宋定都汴梁后，由于工商业很发达，严格控制居民人身自由的里坊制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如《清明上河图》中所描述的“街坊制”，这与今天的商业街很相似。自此，城市居民不再被政府用高墙圈禁。

　　至大清入关，这样的状况又有所改变。出于对政权不自信，北京城居民的住宅，又再次被栅栏分割、封闭。在《大清会典》中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座，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座。栅栏门晨启昏闭。直至清朝中叶以后，栅栏渐渐消失。

大院文化的传承与继续

　　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建造封闭住宅区，是1949年后兴起的“单位大院”。机关、工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都可以根据其人员规模、行政级别等，分得一块城市土地和一笔包含住房、饮食、医疗、教育费用在内的建设资金。各单位将土地用高墙一围，在内部自行规划办公、居住资源，工作、生活高度一体化，一个个单位大院就此形成。

　　对于建单位大院的初衷，更多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量部门需要安置，由此出现了大杂院和单位集体大院。很多单位集生产、居住、生活配套于一体，成为封闭的五脏俱全的城市单元。有统计显示，到1975年，城市劳动力的78.2%，都住到了封闭的单位大院里。到了1978年，超过95%的职工都有了自己的单位。

　　虽是封闭的单位大院，但有保安，不通车，孩子可以随便嬉戏玩耍。许多年长的人还记得小时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孩子们在邻居家跑来跑去的欢乐场景。曾几何时，那种欢笑声渐渐远去。

　　然而，这种单位大院同样存在着一定弊端。

　　1952年，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借前苏联专家之口，小心翼翼地批评“每个单位都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自成一个小天地”。

　　196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无奈说道：“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设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很大的浪费。”

　　不过这种大院文化还是传承和延续下来，至今仍旧在城市的一些地区保留。

安全感引发小区封闭潮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封闭住宅小区、人车分流等概念流行，现代封闭住宅小区开始逐渐形成，并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主要的居住空间模式。

　　有统计称：1991-2000年间，上海将83%的居住小区封闭了起来；同期，广东封闭了54000个居民区；深圳2001年持有商品预售许可证的楼盘里，95%是封闭社区。

　　至于封闭的原因，公众也有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认为这波小区封闭潮，是有钱人在追求“特权”，想把自己和其他普通民众隔离开来。

　　但也有声音认为是社会治安的原因所引发。比如有媒体曾报道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治安状况，选择朝北、朝南等10个治保会进行了小区封闭管理的防范试点，收到显著效果……一年来10个封闭小区治安状况、公共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自行车案件下降幅度达91.5%，刑事案件发生3起，下降85%，机动车全年无一丢失。”甚至在许多城市的公安工作的总结条目中，都可以找到“推行封闭小区”的内容。

　　然而，传统的封闭型社区虽然让人们找到了些许安全感，但却造成城市交通不畅。更重要的其与周边的关系特别是紧密相邻的街道是冷漠的，绝大部分城市人基本上像钟摆一样在家与单位之间活动，极度缺乏街区生活。小区所谓的公共空间、社区生活名存实亡。即使处于同一社区，人和人之间也隔着非常深厚、冷漠的“心墙”，虽是近邻，却仿佛有“老死不相来往”之势，以至于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家庭悲剧发生时，周围邻居却后知后觉。

　　早晨群起而出，晚上各回各家。封闭住宅小区曾以环境安静、居住安全为卖点，在房地产市场上迎合了不少置业者的需求，带来了市场的火爆局面。但城市经过近30年发展，封闭住宅小区已经变得弊大于利了，阻隔人际交往的“心墙”越来越深厚，城市规划和交通建设上更是捉襟见肘。

　　如今，已到了推倒社区围墙、推开人们“心墙”、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尽管眼下，关于打开封闭式住宅小区，仍有激烈的争论，但与其争论，不如尝试。试着将封闭的小区打开，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冷清而没有多元用途，才让一个小区更显僻静，让安全更加成为一个问题。而拥有居住、休闲、购物各种需求的街区，因为吸引了四方目光，反而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安全网。多元用途的街区因为更有吸引力，更容易鼓励社会交往，形成邻里相熟相助的社区关系。”未来会如何，美国城市规划专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描述或许会给我们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