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宪施教”的思想史

  管子最早提出了“布宪”之说，《管子·立政》中：“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管子所言之“宪”，就是“布于庶官之典令”，“布宪”即将所制定的法令予以公布，特别是各级地方官吏，更有学习、了解法律的义务。“布宪”是为了施教，教导与说服需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经由教导之法律效用，正是由条文公布而开始，“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故刑罚制裁之威慑效用，必须先有法律之公布，“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

  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同样极为重视法律的广布。商鞅不仅让法令公布，更强制民众学习法令，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民敢忘行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他还要求设置专司宣传、教习法令的官吏，“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若不明白宣告，则“罪主法令之吏”。如法令“明白易知”，则“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官吏知悉民众熟悉法令，“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如此，则国家大治。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更从多个角度解释了广布法令的意义。韩非子区分了法与术，认为公开是法的本质要求，君主驭臣之术，“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法令，“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贤明的君主，广布法律，“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正因为法律的公开性，使其比儒家的礼或德具有更加明确的概念，也更适于作为人们言行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