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层“不作为”官员的内心独白

　　“我被党内警告处分，肯定有自己的问题，但感觉很委屈。”日前，华北地区某县正科级官员何平（化名）向记者抱怨，虽然自己还正常上班，但什么都不敢干了。

　　“可不干的话，又要出问题！”一年来，这种内心纠结，让他备受煎熬。何平透露说，他是去年底被通报的，一起被通报的还有两名官员，“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他俩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比我还重些。”

　　当地纪检部门回应称：“处理他们，是因为这三人没主动服务意识，也不正常履行职责，导致一个招商企业多年无法落地。”

被“为官不为”　　

　　何平所在的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财政收入不高，且拖欠公务员工资情况时有发生。为改善全县财政困境，县里每届领导都会把招商引资看作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由于该县自身并无太多投资优势，所以很少有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能长久落户。何平说，他是负责核准项目的官员，在该岗位上已经数年，“其实就是个摆设，大领导说了算，核准就是个形式。”

　　在何平印象里，他几乎参加了县里所有招商企业的落地会议，每次都是主要领导将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主要就是领任务，至于项目有没有风险与价值，并不重要。”何平坦言。

　　前几年，何平如其他部门负责人一样，会议开完后，各自回去等企业上门办手续，“有的企业趾高气扬，我们提出一些明显瑕疵后，对方经常说，要不要让某某领导打招呼！”

　　几年下来，何平已记不清为几家问题企业办理过核准。让他痛心的是，很多企业后期并不投产，而是将土地圈占起来，建设几个空厂房，然后进行抵押贷款。

　　“还有的企业违法生产、污染环境等，常被群众举报。”何平说，每次职能部门只要介入调查，立马会有领导秘书打来电话求情，“其实就是变相行政干预，时间久了，就懒得去管了。”

　　何平也承认，这种工作方法导致了诸多涉访涉诉案件发生，也常遭媒体曝光。每次遇到影响地方稳定的事件时，何平只能与其他单位人员一起，频繁往返省城与北京接访，或危机公关。

　　“最主要是，这些企业还去找大领导埋怨，以撤资相威胁，说我们不保护他们发展。”何平说，自己多次被上级领导夜里叫到办公室挨骂。“到最后，人民群众又说，公务员脱离了群众，你说这工作怎么干？”

　　何平也承认，时间久了，他很难去正常开展工作，更多时间是研究如何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可以说，我作为不作为，全看领导脸色。”

　　实际上，何平针对这些弊端，向县领导打过报告，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但得到的回复是：“这些应该是书记和县长考虑的。”

　　“没办法，县里一把手多是外地官员，干几年就调走了，遗留问题都是我们解决，新领导又会开始新一轮政绩秀。”何平告诉记者，久而久之，很容易对工作产生倦怠感。

“不知道该怎么做”

　　据了解，何平去年被通报，源于一个匿名举报。2012年时，他所在县的某领导，招商到一个大型地产项目，没落户前，该领导就特别交代他，必须做好项目核准。

　　但何平与这家企业接触后才得知，对方要在当地进行商业地产开发，其中包含一个18洞标准高尔夫球场，以及跑马场和别墅。随即，他马上提出该项目存在政策风险。

　　“中央三令五申，早就不允许建这种项目了。”何平没给领导汇报，直接予以了回绝。可他没想到，几天后，县里一个主管副县长将其叫到办公室，让他研究怎么规避政策风险，并提出以体育公园报建的建议。

　　在副县长办公室，何平甚至得知，县里为了让这家企业落户，已经和对方私下签订协议：“土地款到后期会以其他形式返回，相当于零地价拿地！”对此，何平保持了中立态度。

　　“这种项目首要准入门槛就是核准，我要不核准，下面所有手续无法进行，相反，如果后期出现问题，责任倒查时，我这也是最严重的。”何平觉得为难后，最终对策是：躲避。

　　此后，无论这家企业怎么找他，他都避而不见，并多次交待有关科室人员退回申请材料，“说实话，我知道这是不作为，可有什么办法呢？”何平以为，自己可以挺过这一关，但一年多后，有人向纪检部门匿名举报其严重不作为。

　　很快，他进入了纪委人员的调查视线，最终，无论作何解释，还是被党内警告。“当时我的确害怕后期承担责任，影响升迁，可干的话，会面临更大风险。”

　　何平坦言：“在基层特有官场规矩下，很多工作没法开展，这是受体制机制的影响。我一直认为，不干事比不出事重要，尤其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以来，更不知道怎么做了。”

　　不过他也承认，此前遇到的那些事，如果想个好办法，也有解决之道，“还是惯性思维意识作怪，应该开拓思路，从自己能力上找问题。”

　　“另外，官场曾有一些怪象，组织部门选任干部时，跑官要官情况太突出，真正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反而难得提拔，再加上待遇太低了。”何平对记者说，他每月工资，仅够家庭基本开支。

变相腐败

　　何平始终认为，自己“为官不为”是被动的，但他发现身边确实有故意懒政的官员，他总结了四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没有好处衍生懒政。”何平称，“八项规定”出台后，不少官员看到自上而下都抓得很紧，请客吃饭机会大大减少，送礼走后门几乎杜绝，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官员丧失了工作热情和动力。

　　“其次，有的干部在工作上害怕冒风险，担心踩红线，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会在媒体与公众监督下开展工作，这是胆小怕事引发的懒政。”何平告诉记者。

　　“还有一些领导是真懒，天天呆在办公室，很少下基层，出现问题埋怨下级，发生矛盾求救上级，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何平总结道，“最后一种表现是职能缺位，很多官员平时最大心思是跑关系，根本不研究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为官不为，是一种变相腐败，国家应该从根上去解决。”何平告诉记者。他的这种说法，也被不少学界人士认可。

　　12月6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建设法治政府与治理为官不为”理论研讨会上，有专家直言：“为官不为是权力异化的表现，也是一种腐败行为，要从体制、机制和法治上谋求对策。”

　　记者注意到，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通报了多起“为官不为”案例，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发生在北京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的“追星”一事。

　　北京市纪委通报称：2015年4月17日下午，娱乐明星王某到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大厅办理业务。在此期间，该中心多名工作人员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在现场尚有大量群众等待办理业务的情况下，在工作区发生围观、拍照、索要签名等“追星”行为，严重影响了大厅的正常工作秩序。

　　而在王某办理完业务离开后，经办业务的人员不仅没有妥善保管工作信息，还允许其他工作人员与社会人员，拍摄业务档案中王某的照片，造成了不良影响。

　　最终，朝阳区纪委给予该中心主任范明悦党内警告处分，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分别给予该中心工作人员刘珍依、韩婷婷、李楠警告处分。

　　同时，当地纪检部门还要求，各单位要提高对“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认真查找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迅速整改。

　　近日，还有媒体爆料称，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有领导干部“一个下午，就看了一条部门微信！”还有领导干部“一个月工作就围绕着救一只鸟”。

　　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广州市法制办曾统计相关执法部门每年执法情况，发现某部门有45个执法编制，但3年下来，才办了88个案件。也就是说，一年下来一个人办了不到1件案子。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针对“为官不为”指出：“干事、作为，既是认识问题、态度问题、作风问题、党性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制度问题、法治问题。解决不作为的问题，要从思想、道德上找根源，更要从体制、机制和法治上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