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并无新意

《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日前由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为见义勇为者免除后顾之忧，规定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条例》作为地方法规，意味着继深圳、北京之后，杭州又制定“好人法”，从法律层面保护见义勇为善举，免除其后顾之忧，该立法的初衷、善意是好的。但勿须讳言，从立法技术角度看，这些“好人法”中，“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等规定并无实质新意，只是对现有民事法律、司法解释的解读或重申，谈不上立法创新，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只是民法常识。其实不单是救人者，其他一般主体，如果面临不利主张、指控，首先也应由主张者、指控者承担举证责任，而无须自证清白，所谓“谁主张谁举证”，这是基本的诉讼证据规则。

之所以地方立法热衷制定“好人法”，一定程度上与“扶人被讹”“好人难做”的社会现象有关，立法者试图以法律规则来调整、规范不正常的社会关系，但应注意立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立法活动的严谨性、科学性、专门性。

立法担负促进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和重任，在“好人法”的制定方面，各地与其作简单劳动，重申、复述现有法律的证据规则等，不如脚踏实地，针对见义勇为国家立法缺失、地方立法简陋，远远不适应见义勇为保护的局面，及时修订完善见义勇为地方法规。比如在见义勇为的认定上从宽，在见义勇为的奖励上从优，积极释放保护见义勇为、免除其后顾之忧的立法善意，从而有效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能量。而这，才是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立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