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国际视野，一生华政情缘

——访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刘晓红

午后时分，温暖的阳光洒在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楼红砖青瓦间的走廊上。已经略有褪色的木地板在人来人往中吱吱作响，仿佛向匆匆而过的学子们诉说着这座百年老校的往昔辉煌。

刘晓红抱着教案走上了二层，当她看到眼前的这幅画面时，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时间，仿佛又倒退回了30多年前。

那时的刘晓红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每天奔波往返于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办公室。30多年后的今天，她从学生干部一步步升任到了副校长，可每天在学校里的轨迹似乎依旧沿袭着固有的习惯：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办公室，并没有多少改变。 

“刘老师好！”迎面走来的学生微笑着跟刘晓红打了招呼，将她的思绪从追忆中拉回到了现实。整理了下手中的教案，刘晓红健步走进了教室。

继承母亲遗志，向往公平正义

童年是刘晓红人生中最不愿意回望的日子，因为回忆儿时的幸福总会伴随着思念的伤痛。这痛楚锋利如刀，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

三口之家的幸福岁月在刘晓红12岁那年戛然而止。母亲不幸离去，从此以后，母亲对刘晓红来说，就变成了家中相框里的合影，和脑海中儿时碎片化的记忆。

“母亲生前是哲学系毕业生，父亲告诉我，想念母亲，就应该继承她的事业，搞社会科学。”年少的刘晓红知道，在那个重理轻文的时代中，选择社会科学意味着一条并不算光明的前路。

尽管她的理科成绩十分优异，但是为了继承母亲的遗志，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走入了文科班。

中学校长和教导主任曾经找刘晓红谈话，为她鼓劲加油，在学校文科升学率不高的情况下，希望她能为学校争光。

刘晓红答应了，也做到了。

在拿到了华东政法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刘晓红抬头看了看天空，天空很蓝，似乎能看到母亲慈祥的笑。

“社会科学其实也是个很宽泛的概念，选择报考法律系其实多半源自小时候对施洋大律师的崇拜。”谈起选择法学作为专业方向的原因，刘晓红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原因——电影《风暴》。

“电影中，施洋大律师刚正不阿的形象给了我太深的印象。而且当年我报考法律时候，律师还是国家公职人员，更增加了我对法律行业的崇拜。”刘晓红说。

国际法系培养的国际视野

华东政法学院在1979年复校以后的前5年里，法律系一直没有细分专业，直到1985年，学院体制改革才开始成立经济法、国际法系、犯罪学系等专业，原有的法律系学生将进行分流。

这一年，刘晓红正好读到大三，面对专业前景，她开始向往“高大上”的国际法系。在分系考试的时候，国际法系一共招收了30名学生，其中就有英语基础很好的刘晓红。

“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变化、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谈起当年上的课程，刘晓红如数家珍。结合20世纪80年代较为动荡的世界政治格局，刘晓红的视野逐渐开始拓展到国际化的范围。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国际规则、新的经济模式开始出现。那时候补偿贸易、BOT模式还是个新鲜的东西，不过今天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了。”

刘晓红回忆道，由于国际法系得天独厚的学科资源优势，使得她一直保持着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前沿认知。对改革开放，涉外交流等，相比于同龄人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更为广博的视野。

本科毕业之后，刘晓红通过考试继续留在母校攻读国际法系的硕士研究生。

“当时国际法系的人才培养非常国际化，不仅仅有外教讲座，连我们绝大多数的专业课都是外教上课，相当于是在国内留学了。”地谈到自己的研究生经历，刘晓红会心地笑了。

刘晓红无疑是幸运的，即使是在国内顶尖的法学法律院校，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后的今天，能够拥有如此规模外教团队授课的学校也是不多见的。更何况，刘晓红读书的时代，是国内教育依旧封闭落后的改革开放初期。

然而，幸运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际法的学生是最苦的，外教讲课速度快，全英文授课，教程也是英文原版，所以对语言要求极高。外教授课理念与国内不同，需要自主学习与探究性学习，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一两点睡觉。”刘晓红回忆说，“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们就很开心，他们任务轻，没有语言障碍，业余时间比我们多得多。有时候看我们每天玩命的学习，他们还会笑话我们选错了专业。”

然而，刘晓红至今都感谢那段艰难的日子，对她之后到国外访学、交流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她说：“那段时间，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国际法专业水平也得到了质的提升，这奠定了我去国外做访问学者的基础和自信。”

对外交流，

消除傲慢与偏见的征途

比利时是刘晓红以公派留学身份造访的第一个国家。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刘晓红跟着著名的国际法导师一起进行国际私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研究。

“导师人非常友好，对中国学生很友善，经常带我参加他家的私人活动。然而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和不了解，我也是从这些私人活动中开始感受到的。”

有一天，导师邀请刘晓红参加他岳父岳母的金婚纪念活动。席间，导师的亲友们听说刘晓红是中国人，便好奇地过来询问中国的情况。

“他们有的问我家住多大的房子，有的问我家有几辆汽车，这时候，导师的一个亲戚过来了，是当地著名的医生，他非常傲慢地说：‘你们不应该问她家有几辆汽车？应该问她家有没有自行车、有几辆自行车。’”

听到这里，刘晓红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和耻辱，她当即告诉这位医生：“我们中国现在确实还很贫困，因为我们有十多亿人，相同数量的社会财富分到十多亿人手上会少很多。我了解比利时的历史，在70年代的时候，比利时的国民生活也很困难，不过你们发展了，现在过上了好生活。我相信，很多财富我们现在没有，但我的祖国也会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过上跟你们一样的富足生活。”

回想起这次并不愉快的经历，对比现在，刘晓红不禁感慨：“比利时的访学，我是1995年去的，如今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我们现在发达地区的生活已经不比西方国家差了，甚至还有一定的超越。”

在无数次出国交流、访学的对外交流中，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西方学者并不是个案。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刘晓红都会站出来跟对方解释我国的真实情况。

“次数多了，反而也就习惯了，对外交流嘛，就是通过沟通让彼此增进了解。”曾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的刘晓红，在十多年的对外交流工作中，向世界展示了华政的风采，也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比学赶帮超，团队的力量

在华东政法大学，曾经有个王牌的国际法团队，刘晓红就是其中的一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上海市人大法工委主任丁伟、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治东、华东政法大学WTO法教授朱榄叶都曾是这个团队的骨干力量。

刘晓红说，很幸运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团队，正是当时这些学术带头人的团队协作精神，为她这样的年轻老师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和学术平台，他们深厚的学术涵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她的学术科研受益匪浅。

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的曹建明和国际法系主任的陈治东拿到非常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同主编《国际经济法专论》（六卷本）。

团队接到任务之后，十多位老师每个人负责几个部分开始进行编纂。

“我们经常深入交流意见，讨论问题。从编章题目的构架，到细枝末节的问题是否囊括，大家一丝不苟地将问题罗列提出，再一一解决。”刘晓红回忆说，通过团队内的相互交流、相互鞭策，整个团队的学术水平突飞猛进。

刘晓红负责包括国际商事仲裁在内的几块内容，由于对交叉学科领域不是非常了解，在每天团队的研讨会之后，她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补习自己欠缺的知识。在团队工作的压力和激励下，刘晓红对国际仲裁等专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刘晓红说：“一个好的团队，能够促进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发展，现在我在带的研究生，我也把他们当做一个团队。”

学生眼中的慈师与榜样

在华政学生眼中，刘晓红是学校的“女神校长”。不仅因为她高挑的身材和出众的气质，还因为她为人和善、体贴学生。

华政国际法学院团委书记洪静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她曾经多次旁听过刘晓红主审的仲裁案件，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刘晓红的仲裁思路非常清晰，审理节奏控制的好，能够很快理解双方意思，并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仲裁。

曾经在课上，刘晓红给学生们分享了一次仲裁的经历。她说，仲裁并不是法院审判，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用法院判案的思路来审理仲裁案件。

那一次，有一位法官背景的仲裁员与刘晓红一起审理仲裁案件。在审理中，这位仲裁员习惯性地将“控辩平衡，居中裁判”的方式带到了仲裁庭，仲裁双方争执十分激烈，对仲裁庭的调解也并不很认可。

刘晓红发现这样的情况后，灵机一动，站起来给身边的仲裁员倒了一杯水，也给双方当事人各倒了一杯水，然后说：“仲裁庭不是法庭，咱们不要激动，用仲裁协商的方法解决问题好不好？”

说到这里，仲裁员意识到了自己的失当，双方当事人的情绪也得到了缓解。最终案件的结果得到了双方的满意。

已经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后的胡荻曾经是个不很自信的姑娘，在拜入刘晓红门下成为博士生后，刘晓红多次鼓励她，给她制造机会锻炼胆量。

在2011年的国际私法年会上，刘晓红就鼓励她去大会做主题发言。

“那可是全国学术界的专家会议啊，我怎么敢？”胡荻向刘晓红说明了自己没有信心，不敢担此重任，刘晓红并没有介意，只是将这个事情记在了心里。不久之后，在一次上海市仲裁法研讨会议上，刘晓红再次鼓励她做发言，这次胡荻鼓足勇气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胆量。

刘晓红为了鼓励学生们多参加这样的研讨，把自己的发言时间留给了胡荻和另一位博士生。

在读博士生王徽告诉记者：“与其他老师授课形式不同，刘老师喜欢启发式讨论。由学生自己就问题陈述意见，相互辩论，最后刘老师做点评。与此同时，刘老师还会尽可能将我们带入国家哲学社科基金的项目中来，鼓励我们与高水平学者直接交流。”

在刘晓红的教学方法上，依稀可以看到她年轻时在华政“国内留学”的影子，这样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授课模式，获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成长中的华政，解不开的情结

刘晓红为完成博士论文，曾远赴荷兰海牙阿瑟国际法学院搜集学术资料。

“那时，国内的法学论文库十分贫乏，很多高水平的外文书籍和国际期刊论文无法查到，要想完成专业领域的研究，只能在国外访学时候查阅。”刘晓红说。

然而令她倍感欣慰的是，如今随着华政的不断发展，学生和老师们再也不用为无法查阅国际高水平论文而发愁了。

华东政法大学已经成为国内电子中外文法律期刊文库最全的法律院校之一，学生和老师们凭借学校的登入端口可以实时查阅国际最前沿学术动向和权威期刊论文。

“作为一所地方性的法律高等学府，与985、211学校相比，我们在学校发展与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华政也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刘晓红自豪地说，“在逆境中追求卓越，是华政人的品格，不变的品格！”

2011年，华东政法大学正式成立律师学院，面向律师行业培养尖端实务的本科人才。刘晓红担任首任院长后，聘请吕红兵、乔文骏、刘大力等国内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作人担任轮值院长，聘请国内外多位知名律师兼职授课。已经毕业的两届学生们交出了近90%司考通过率，100%就业率的答卷。

作为副校长，她并没有抱怨学校工作背后的艰辛，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母校培养了我，为她做些事是我这个当学生应该做的。”

然而，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科研压力，使得她能和家人一起吃上几顿团圆饭都成为非常幸福的事情，孩子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活基本依靠自理。想到这里，刘晓红也流露出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对家庭的愧疚。

其实，刘晓红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诱惑和跳板，作为国际法和国际商事仲裁的权威专家，曾有不止一家企业希望用高薪拢她下海，希望她能够转做涉外律师或者法务。

刘晓红开玩笑地说：“他们确实提供了一份很可观的收入，我们这些学者在学校的收入，可能都赶不上人家薪资的利息。”

不过，她并没有过多考虑就谢绝了。原因很简单，她舍不得华政，舍不得这里的环境，舍不得自己的团队和学生，还有这里的一切。

“我从18岁到这里来，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了。除了访学交流，我没有离开过这里。我的先生是我的同学，我的孩子出生在华政家属院。这里，有我一生解不开的情结！”

日落的余晖染红了天边的晚霞，结束了一天授课的刘晓红抱着教案走在回办公室的梧桐大道上。

“刘老师，明天见！”远处的几个学生挥挥手，齐声向她道别。刘晓红笑了，也挥挥手。

目送着学生们远去的身影，刘晓红突然意识到，曾几何时，她的导师也曾像这样目送着她，在人生的路上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