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协会商会“脱钩”

    协会商会同行政机构“脱钩”，权力真正下放到协会组织。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被认为是迈出更具质变性的一步。然而“脱钩”后面临的挑战，公众更应客观冷静看待。

　　7月初，中办国办对外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

　　8月中旬，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工作开始。

　　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改革举措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感到十分欣喜。在这个多年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学者看来，“这种改革是国家迈出更具质变性的一步。”他很高兴地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国家改革是上下配合、互相呼应往前走，上面走半步，下面走半步，社会也在向前不断进步。”

　　此前，相对于协会商会来说，行政机构扮演着“虎皮”的角色。如今公众更为关心协会商会能否顺利脱掉这张“虎皮”以及之后如何发展，这成为新规出台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之一。

　　对此，陶传进表示，脱钩这件事，没有必要一刀切，行政上做到很容易，思想上做到很难。但改革的关键一方面是要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组织要勇于担当。

适当的改革速度很必要

　　“你可以看到改革从30年前一直延续到今。”与改革的具体举措相比，陶传进更关注的是改革的整体脉络和根本。

　　事实上，追溯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早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已有非常大的举措，这被陶传进称为“质变的第一幕”。

　　“当时包括国家一些部委一些局开始联合组建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商会。”陶传进解释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改革，是因为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需要独立的、自主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改革后，尽管行政权力比以前弱化了，但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脱钩，导致当时的行业协会很难发挥真正的功能。而关于协会商会最近的这次改革被陶传进视为“是要迈出更质变性的一步”，即让协会商会回归本位，开始发挥其本来的作用。

　　“作为研究者，显然我们更关注的不是行政权的弱化和强化问题，而是协会商会不再受制于行政机构，能不能实质性发挥作用的问题。”陶传进说。

　　对于脱钩新规，陶传进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社会组织在中国独立发挥作用的第一次。他将这次改革解读为“继质变第一幕之后的第二次变革，是试图要继续往前走，独立以后让行业协会商会发挥社会组织本身的作用。”

　　而当这一新规公布后，有观点认为，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关键在于脱掉政府授权的护身“虎皮”；也有观点认为，行业协会商会“红顶中介”身份恐难消失，市场化后，它追逐经济效益需要“资本”。

　　上述观点更多关注的是脱钩后会带来哪些问题，在陶传进看来，人们更应该看到往前走一步能带来什么好的效果。

　　“改革要有适当的速度，速度过快的话会产生胜任不了的难题。适当的速度指的是在能胜任的范围内最快，这叫适当。”他解释说回归到30多年前，还是一穷二白，现在所做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每走一步就会向前一点，而不是每走一步我们看没有到理想点，给社会带来什么问题，不能如此思维。

脱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此前，在很多人眼中，行业协会商会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钱袋子”和“养人机构”，那么是不是之前行业协会商会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

　　“这不等于行业协会一点作用都发挥不出来，只是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而已。”对此，多年研究社会组织的陶传进解释说，和行政机构脱钩前，上面的行政机构就相当于行业协会商会的“婆婆”。很显然这个“婆婆”就会把行业协会商会当成自己的一个下属部门。或者是用协会商会来执行行政机构的行政指令，或者是用协会商会作为行政机构额外利益的一个储存和争取场所。

　　这种情况下，人员退休去协会兼个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还有获取别的利益也会用行业协会商会。不过，退休人员中也有会改革、想要改革的人员存在，总体来说，因为年纪问题、过去的见闻、个人形成期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会受到一些限制。因此如果把一切都交给那些退休人员，他的改革力度和观念都会受影响。再加上上面的行政机关又和他如此关联，就会起一些反作用。

　　然而，所谓的脱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较而言，陶传进对此还持乐观态度。他表示：“每走一步，前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国家改革永远不像一般的旁观者所看到的那样，是简单的一件事，用钥匙打开锁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一步步向前走。这一步虽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又会出现很多新问题，新问题涌现出之后，又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年或者多年的时间来解决。”

　　虽然总体乐观，但陶传进也表达了他的些许担忧。那就是行业协会一旦脱离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放开后“二政府”的问题，比如协会商会自己会不会像政府一样垄断，把组织“私有化”的问题，比如会不会把公共利益据为己有只争取自己组织的狭隘利益的问题。

　　据悉，此次新规强调脱钩试点任务将重点围绕“五分离、五规范”展开：即机构分离，规范综合监管关系；职能分离，规范行政委托和职责分工关系；资产财务分离，规范财产关系；人员管理分离，规范用人关系；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规范管理关系。

　　陶传进表示，所谓的“五分离、五规范”表明政府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方面能做到，长远都能做到。但他同时也认为用行政的手段运作协会的事并不科学。

　　陶传进认为脱钩这件事，没有必要一刀切，行政上做到很容易，但思想上做到很难。而且用行政方式来推的话会带来很多副作用，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核心部分，真正的核心是社会组织领域层面、个人层面能不能胜任，能不能担当。

社会组织面临最大的挑战

　　不可否认，这次改革是要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是真刀实枪在做这件事。

　　“我认为以往都是自上而下地去主导，现在是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兴起。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根本性的变革，一定是非常难的，一定不能着急，尤其是类似于行业协会商会这种行业自治组织的建构比公益组织的建构更难。”

　　陶传进表示，封建社会国家没有建立这种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没建立还强化了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这说明要建立自下而上的体系，除了观念上要到位，能力上也应该到位，社会基础也要到位。

　　“我认为脱钩这件事对行业协会来说挑战非常大，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改革仍然是坚持有力地向前推进，上面是迈出一大步，但下面的社会组织领域层面、个人层面能不能胜任还是未知数，现在挑战在这里。”

　　陶传进认为，究竟是花三五个月解决脱钩问题，还是花上三五年时间解决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他认为“社会组织能不能胜任这是最关键的，其次是整个社会环境。人员能不能胜任并不是指人员简单的能力，还有整个公民素质、视野、境界以及在行业内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些东西都很关键。”

　　让陶传进备受鼓舞的是，改革一直是在向前推。他认为现在的改革是国家上下呼应一起来推动，互相碰撞往前走，上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给业界带来很大的希望，那么下面就要看社会的了。

让社会组织回归本位

　　面对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该何去何从？

　　“很简单，要真正按照社会组织本身的要求把自己做成协会，而不是做成一个企业或者二政府。”对此，陶传进给出的答案是：社会组织要按照理想模式来做，为行业服务，把自己做成一个大家的平台，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高高在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府，要来了权力而不作为，也不是自己去当运动员，去捞利益。

　　值得注意也极容易被公众忽略的是：现实的情况中，社会领域的改革难度并不亚于政府领域的改革难度。

　　对于这个问题，陶传进认为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表示，一些旁观者看待这个问题要么悲观要么乐观，乐观的觉得世界马上就要亮了，悲观的又觉得在走形式。“这两种都没有看对，改革的每一步都是有它的用处的，如同下棋一样。一步一步向前走，每走一步都会离目标更近些。”

　　事实上，对于与行业协会脱钩一事，行业协会商会本身也产生了分歧。一些有活力的想要做大的行业协会商会非常赞成，但有一部分行业协会对此并不是很欢迎，因为没有靠山的时候可能不好办事。

　　而据陶传进了解，不想脱钩的会多一些。尤其政府中很多人也不想断钩，因为有利益存在。

　　“现在改革就是要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所以每改革一步很不容易，公众应该支持它，客观冷静，要有积极的心态而不是说风凉话、泼冷水。”陶传进希望，在树立正确的认识后，不管是公益领域还是协会领域，一旦落实到本人时，每个人都要做到他应该做到的东西。政府有作为，社会也要跟上，与之呼应起来。

　　最后，陶传进也提醒公众：“改革一直在积极推动，但绝不是哪一步就能奠定胜局，可以以成败论英雄，但不能说这一步就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