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编后，足协何去何从

    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足球改革复杂艰巨，必须锲而不舍，不能幻想一蹴而就，要让中国足协真正回归民间本色，依然任重道远。

　　8月17日，中国足协宣布将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的消息传出，受到了舆论的一片赞誉，但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善意地提醒，“不要指望脱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各方面的改革依然需要不断地进行。”

　　“大方向看，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是国家发展的方向。这次，足协作为先头部队，需要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总之，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希望可以带来切实的改变。”张路说。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也表示，体育改革不能有速胜论，“足球改革复杂艰巨，必须锲而不舍，不能幻想一蹴而就。同时，从宏观角度看，足协调整改革还是一个突破口，因为包括奥运项目在内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也将面临大势所趋的‘去行政化’改革。”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任鹤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要让中国足协真正回归民间本色，依然任重道远。

足协将变化

　　“中国足协从总局脱钩，目的是让中国足球和世界接轨，回归民间组织的角色。”任鹤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足协改革是足球职业化根本要求。

　　而按照《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要求，“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具体包括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协会秘书处的转变，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

　　“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中心并按规定核销相关事业编制；脱钩改革完成后，体育总局不再具体参与足球业务工作，而是对中国足协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这将意味着足协拥有很大的独立权。”任鹤说。

　　同时，在足协内部将不再有“官”，都是体制外的人。

　　另外，根据方案的规定，由于中国足协领导机构应当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

　　结合目前中国足协领导机构和会员的现实情况，减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增加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经济界或法律界的社会人士代表，未在地方足球协会任职的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代表不再担任中国足协执委。

　　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在脱钩改革中，足球中心及其下属企业的资产如何划分问题，“是不是全部提供给足协，这还需要观察。”任鹤告诉记者。

　　改革之前，中国足协只是体育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连最起码的国家队选帅最终决定权都没有，很容易产生外行管内行的情况出现，国家体育总局曾提出南北分区、暂停中超联赛、取消升降级等对职业联赛具有一定打击的建议，另外中国足协的大事小事都要到总局去汇报。

　　有地方协会称，原先地方足协办赛需要层层审批，需要向总局申请经费，过程繁琐，经费还有一定的限制，很多想办的比赛到最后未必能办成。如果管办分离，足协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自筹经费，自己办赛,总局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即可。

　　“在中国，社团、群众组织自己管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得有强有力的上级监管，而且中国没有一个协会可以脱离上级机构、自由度很大，除非是企业。比起总局直接人事任命，剥离出来可能要好得多，但是要像英足总、意大利那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足球问题专家金汕说。

“不能一脱了之”

　　“脱钩不是脱离，各地体育部门对足球的改革发展还有服务和监管的职责，尤其在赛事安保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在一次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强调，各地足协要参照中国足协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改革。

　　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认为，在之前的行政的管理主要的体现对“假赌黑”的控制，后备力量的培养，尤其是在小学足球的普及，需要借助巨大的社会力量，足协没有这个能力，必须依靠政府的行政能力动员社会，就是举国体制抓足球，这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

　　“所以这个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的介入。而且，中超联赛、中甲联赛的市场开拓、市场环境营造，也需要政府行政的大力支持。”张路说。

　　但任鹤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机构应该在管理上更加科学化、职业化，要向这方面看齐。尤其是从业人员素质的现代化、科学化、职业化和专业化。能做到这些，调整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否则如果在国家队管理、对未来规划的方式还是与原来相同的话，调整就会没有效果。”

　　金汕觉得，只有总局真想放手，这事才能办成，另外，真分家，足协也不大可能单过，换一个上级监管部门，倒是有可能。

　　教育部表示，到2020年，将建设2万所足球特色学校；发改委也表示，将加大投入支持足球场地建设。政策支持与信心支持，或许将成为2015年中国足球发展的两大支柱。改革在路上，只要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职业化更纯粹，中国足球就有光明的未来。

　　“没有行政的力量，单靠足协干这些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张路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

　　欧迅体育副总裁姚振彦认为，尽管中国足协很多时候被诟病，但他们仍然吸纳和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专业人才。

　　在失去了原有体制的保护后，如何留住这些人，并激发他们的主动性，需要各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研究和解决。

　　另外，中国足协的改革和地方足协的改革需要同步进行，避免新一轮的中梗阻。

　　此次对脱钩后的足协如何监督和考核，需要建立起能够实际操作的监管体系，对于我国今后其他体育单项协会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这些新课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高效解决。”姚振彦说。

　　任鹤认为，“中超联赛几次所谓的管办分离，效果都打了折扣。管办分离，存在一个需要理清的概念。中国足球的改革，最关键的是调动社会资源的充分进入。”

地方改革因地制宜

　　谈到地方足协改革，足管中心主任张剑表示总体改革模式是一致的，但是会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批进行，前期首先选择试点城市进行尝试。

　　8月31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试行）》，地方足协改革宣告破冰，成为首个省会城市足协宣布脱离体育局机构的。

　　对于不少国内的省级足协来说，“七八条枪”的人员配备，以全运会为目的的任务指标，从上至下的政社不分、社企不分的宿疾，使得他们在目前的足球发展形势下地位显得十分尴尬。

　　而特别详尽的改革实施细则，则成了省级管理部门迫切需要的“尚方宝剑”和“久旱甘霖”。

　　“中央动了，我们才能动。”广州市足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改制之后，大家普遍担心青少年足球培养问题，担心出现当初1994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后青训无人抓的局面。

　　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认为，这样情况，特别是现在教育部门主导校园足球，教育、体育部门要分工协作，制定相关的标准，动态管理。

　　同时，除了普及，还要提高。怎么形成机制吸引有天赋的人才继续深造。“把逻辑关系说清楚，政策制定好，责任要明确。”张欣说。

　　那么，省级足协的改革要多久时间，“应该在一些地方探索，成熟的地方先做。同时，省级足协不一定都要成立，条件合适的成立，没有必要的可以不成立，不需要一哄而上。”

　　张欣认为，到了地市一级，就没有必要管得太死，下面不要定得太死，下面有什么条件就怎么做。主管部门要按照改革的精神，通过体育这条线，提供场地、竞赛、购买服务等方面的支持。

　　“地方足协差异很大，像大连、广州、武汉等地的足协机构比较完善，去行政化对他们更有利，但是别的地方未必如此，比如新疆。”任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