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撤编”始末

    官办的中国足球协会在主导足球改革的市场化大潮中一直被诟病。这次，在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中，因中国足球协会与国家体育总局彻底脱钩而再一次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足球能否迎来春天？还需听其言观其行。”得知中国足球协会（简称中国足协）将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实行“管办分离，政社分开”的消息，34岁的球迷段宏一脸沉静，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情感。

　　在他的印象中，假球、赌球、黑哨、暴力、混乱、腐败这些都是与中国足球长期捆绑在一起的标签，他也曾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中国足球能有柳暗花明的一天，现在，他说自己不想去关心了。

　　这一切源于2008年亲身经历的一幕，如今回想起来他依然心有余悸。

　　2008年11月12日，北京丰台体育场，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天津康师傅的比赛中，国安队两度落后，两度将比分扳平。但当2比2的终场哨音响起时，天津队的替补球员因对裁判判罚不满冲进场内，混乱的场面迅速演变成一场拳脚战。

　　场内的混乱蔓延到场外的混乱，在双方球迷互相谩骂和推搡中，段宏被推倒在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从我背上踩过去。”

　　事后，段宏虽然只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但直觉告诉他，是因为裁判的不公正判决引起的骚乱，即使后来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的猜测，但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

　　足球是最早从举国体制中剥离出来走市场化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的运动项目，从1994年至今已有21年时间，但是，官商一体的运行模式诞生的是最坏的市场化和最无效的管制。

　　与段宏不同的是，对于呼吁了11年之久的中国足协“管办分离”问题，如今终于成为现实，大多数人对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是寄予殷切的期望。

“管办不分”屡遭诟病

　　2014年，蔡振华正式当选中国足协主席后表示：“重建中国足协，就是要改变足协和足管中心两个牌子和一套人马的结构，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以往，管办不分离的时候工作被动，在国际交往中十分尴尬。”

　　其实，在此之前，“管办不分”就屡遭民间诟病。

　　“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实际上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单位。通俗地说，足协在各国都有，是民间团体。”段宏告诉记者，在中国，按法律规定，足协是民间团体，但实际又是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半官方机构，中国足协的一切决定，代表着政府的利益和态度。

　　而运动管理中心是中国特有的体育部门，隶属体育总局。和国内所有运动项目一样，协会和中心的人事、职权等都混在一起。

　　而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各国政府不得干涉足球。据长期研究足球的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马钧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中国足协可以理解为中国足球管理中心的马甲。足协主席仅是挂名不负责日常事务，负责日常事务的足协专职副主席即足球管理中心主任。

　　“我们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必须有两套牌的，而目前按两套牌实际上给管理带来很大的混乱。”马钧说。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足球问题专家金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这样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猫和老鼠合二为一的体制与功能，使职业足球这个巨大的名利场失去了监督，使中国足协一批又一批人最终失足。

　　在此之前，原足协副主席韦迪就坦承，职业足球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落后，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也一定程度导致了“假赌黑”现象。

　　他表示，“1997年出现了假球，后来又有赌球。职业联赛当中暴露的问题，既有我们行业管理者的问题，也有从业者的问题，还有社会上的问题。”

　　同时指出，青少年极度萎缩，人才极度匮乏，也是导致中国足球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而且足协自身建设也存在问题，既有能力问题，也有水平问题，更有作风问题。

　　同时，跟中国足协有直接利益关联还有两家企业，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和中超公司，它们都是中国足协直属企业，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济独立核算的公司。

　　“比如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和中国足协的特殊关系，很多时候它就是中国足协的商务开发部。说它独立吧，公司领导都是足管中心处级干部，而且拿中国之队这个项目根本不招标，就是直接划拨的。按说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生意，应该让几个专业公司来竞标。”

　　马钧说，因为涉及到很多资产问题，足管中心和足协该怎么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改革源起“G7革命”

　　中国足球的改革其实一直都在进行，最早提到“管办分离”这个词汇可以追溯到2004年。

　　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现代的比赛，因为主裁周伟新判罚点球引发罢赛。之后，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要求足协放权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这就是所谓的“G7革命”。

　　当时，沈阳金德与北京国安赛前，周伟新接到了金德方面的电话，希望在比赛中得到周伟新哨子的照顾。

　　周伟新应允对方，并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送给沈阳队一个点球。虽然因出现了北京国安队罢赛这样的大事件，周伟新被中国足协内部停哨处罚，但他赛后却得到了金德俱乐部20万元的大红包。

　　这仅仅是周伟新先后8次收受俱乐部贿赂中的一次。

　　2001年到2005年期间，周伟新利用执裁全国足球甲级联赛、中超联赛的职务之便，在比赛中给予相关球队关照，8次非法收受上海申花、浙江绿城、山东鲁能、沈阳金德、四川冠城、辽宁六家俱乐部的财物，共计49万元。

　　直到2012年2月16日，周伟新被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

　　“但这却开始了‘管办分离’的11年之争。”马钧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要求足协脱离体育总局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当时，原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致信中国足协，要求实行“管办分离”，体育总局放权，后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

　　G7联盟的频繁出击让局面变得十分棘手，而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进谏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阎世铎。

　　最后，阎世铎提议联手地方体育局，用强硬的手腕将G7联盟打回原形，称“中国足协在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地位必须要得到尊重和维护。”

　　但是，之后便是阎世铎的黯然离开和谢亚龙的到任。

　　谢亚龙在任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女足频繁换帅，从昔日的世界杯亚军逐渐沦为亚洲二流，中国男足全面溃败，堕落为亚洲三流，中超联赛问题重重，“假赌黑”甚嚣尘上。

　　直到2011年，时任足管中心主任韦迪大刀阔斧地提出“小中心、大协会”“政社分开”的构想，建议改革后的足管中心只设置外事部门、人事部门和秘书处，不过这个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2012年2月，当选为中国足球副主席兼秘书长的韦迪，推出了备受争议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

　　在管办分离方案出台的前一天，有“中超之父”之称的前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突然贴出博客《回归中国足协体制，充实中超联赛公司》，对于这种“管办分离”的方案嗤之以鼻。

　　郎效农称，足协实质上被足管中心取而代之。这样的管理体制、决策机制，失去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程序，有悖于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

　　中国足协和足管中心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而这次的“管办分离”方案并没有对足管中心“动刀子”。

　　2014年初足代会上，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

　　同样在这次足代会上，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提出，管办分离是足球改革的大趋势。

　　2015年3月1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让“管办分离”这个被讨论多年的老话题，重新升温。

　　2015年8月17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表明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的脱钩，正式开始。

反腐风暴扫清改革障碍

　　“反腐扫清了中国足球改革路上的障碍。”马钧说。

　　从2009年开始的中国足坛扫黑、打假、反赌风暴，经过漫长的三年之后，终于以谢亚龙等一大批足协官员的被逮捕和公开审理而结束。

　　这是中国足坛最大的一起腐败案，涉及俱乐部老总、教练、球员，也有昔日的金哨、银哨，甚至包括中国足协的高官。

　　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谢亚龙、杨一民、南勇相继落马。

　　谢亚龙第一次受贿是在进足协之前，他称自己习惯了所谓的“人情世故”，来到足协后依然是照此办理。

　　2006年一家俱乐部在中超联赛风头出尽，取得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最好成绩，联赛结束后，这家俱乐部专程派人来到中国足协，给当时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谢亚龙带来一份厚礼。

　　“说是他们集团上上下下都做了些奖励，同时给我也奖励了一份，20万。”谢亚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自此谢亚龙开始了自己的腐败之路。

　　足坛的打假、反赌风暴自2009年开始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坚定地表示要严惩赌球、假球和黑哨。

　　南勇称，希望能够今后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对足球比赛中的这种假球、赌球甚至违法犯罪活动予以监管和严厉的打击。

　　就在南勇接受采访后没多久，却意外地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从北京体育大学进入中国足协的杨一民，刚开始被圈里人誉为不愿意“收礼”清高者，后来也控制不住贪腐的欲望。

　　直到2014年7月2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巡视后依然发现诸多问题，巡视组组长张化为指出，总局直属单位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兼职普遍，利益关系复杂。

　　张化为建议，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国务院的部署，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认真解决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规范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等问题。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明确要求对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贯穿始终，力求消除障碍，各司其职，权责分明，为足球整体改革尤其是职业足球的快速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而据知情人士介绍，此时国务院就已经开始组织相关专家研究中国足协的改革方案。

　　关于行政和协会脱钩的问题，金汕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没有实现之前都是未知的，“这要看允许改革的力度有多大，看具体的人事怎么安排，当然，这不仅仅是足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