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会议”牵头打击非法集资乱象

随着非法集资案件呈爆发式增长，从2007年就已经确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2014年非法集资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等大幅上升，同比增长两倍左右，均已达到历年峰值。”

2015年4月28日，由银监会、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人民银行等31个部门组成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杨玉柱说。

随着非法集资案件呈爆发式增长，这项从2007年就已经确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据杨玉柱介绍，2014年，跨省非法集资案件133起，同比上升133.33%，参与集资人数逾千人的案件145起，同比增长314.28%，涉案金额超亿元的364起，同比增长271.42%。

可见，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由非法集资引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表示，在此背景，考虑到路径依赖和改革成本，要更好地完善监管协调问题，成立一个实体性的监管协调部门，形成一套完善的协调机制和制度框架是必要的。

牵头各地集中打击

今年5月，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刚结束不久后，北京市就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整治行动，据北京市打击非法集资办公室（简称打非办）介绍，这期间将重点打击整治一批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扰乱首都金融秩序的非法集资机构。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北京市运用了已经建成的“打击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技术，全天候无缝隙地对非法集资活动进行监测预警。大数据已经由企业商用扩展至服务于政府的执法工作。

据预警平台负责人介绍，预警平台设置了分级处理机制，即对被监测企业采用打分制，当分数低于20分时，打非办预警平台采取关注、继续收集信息状态，当预警分数在20至60分之间时，打非办对相应企业实行网络干预，对其中未能干预成功的即向公安机关移交线索；对于预警分数在60至80之间的企业则直接向公安机关移交线索；对于80分以上的高危企业，打非办则会将线索同时报送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配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

5月份，北京“打击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上线，仅一个月就已关注到400多家机构有非法集资嫌疑。6月份，已向公安报送35起涉嫌非法集资的线索，其中包括20家P2P机构、5家PE机构、10家第三方理财机构。

6月11日，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1月至5月，北京市新发非法集资案件51件，涉案金额33亿元，涉及投资人2900余人，新发案件数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长64.5%。

数据说明“北京市的非法集资处于高发频发态势，案件规模快速上升，人均涉案金额明显增加，大案要案多发”。

经济学者宋清辉表示，北京开展打击非法集资的专项行动十分必要，因为近几年来，各类非法集资案件层出不穷，且已呈现出年年愈演愈烈的“激增”态势，“非法集资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时刻”。

事实上，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目前非法集资案件的情况都不容乐观，仍是一个非法集资的高发期。

杨玉柱解释，目前非法集资案件高发，除了前几年各类不规范民间融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外，非法集资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外，目前投资咨询、第三方理财、非融资性担保等投融资中介机构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和很多群众不了解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政策知识也有关系。”杨玉柱说。

而据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媒体透露，非法集资案件也涉及31个省份87%的市以及港、澳、台地区。除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河南、湖南等原有高发地区外，北京、河北及山西、陕西、四川、重庆、甘肃、新疆成为新的高发区域，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均超过2013年数倍。

为此各地也相继开展了专项行动。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河北、天津、广东、贵州、山西、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地在开展专项打击非法集资案件的整治行动。

宋清辉指出，由于非法集资容易蔓延，属于涉众案件，且犯罪分子骗取资金后，往往会迅速转移、挥霍，使受害者损失惨重，因此极易引发上访等群体事件，危害社会稳定。

“此外，因非法集资往往会以合法的外衣，比如出具企业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证明来骗取群众信任；或者利用政府招商引资有关照片代言虚假广告的方式误导舆论，诱使群众上钩。这也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宋清辉说。

打击模式地方化

“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行业主管监管部门一线把关、部际联席会议组织协调，这既是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职责分工，同时也是工作原则，是贯穿落实在各项工作之始终的。”在联席会议上杨玉柱介绍。

由于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机构，本身并不负责打击非法集资的具体行动，各级地方政府在会后，往往根据会议精神因地制宜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工作，地方特色明显。

而作为我国民间资本十分活跃的温州，一度成了非法集资的重灾区。

从温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开的情况显示， 经过几年的努力，温州非法集资案件立案数量已有明显下降。

这源于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积极探索民间资本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出台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管理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打击非法集资起到重要作用。

而在两年前，陕西神木县因民间借贷危机，并发生群体性事件而被外界所知晓。

同时，对于被非法集资所困扰的神木县，也一直尝试通过改革来减少非法集资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4年3月，神木县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开始运行，这是陕西首家金融综合服务中心。

神木县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霍刚表示，神木金融综合服务中心旨在激活民间资本、规范民间借贷，通过为民间借贷提供登记、公证、资产评估等“一条龙”服务，使民间借贷由地下转入地上，由非法变为合法，从而保障民间资金得到合理高效利用。

随着陕西其他地方非法集资案件不断出现，陕西被认为是非法集资新的高发区域。为此，2015年8月14日，陕西省政府出台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的专门意见。

意见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建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并要求全面、及时地掌握行政区域内非法集资案件情况，协调处理非法集资案件在侦办管辖、资产查封、资产追缴、资金清退等问题。同时，设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或管理机构。

而湖北方面则将打击非法集资纳入综治考评，考评包括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监测预警、案件处置与维稳、宣传教育、信息统计与报送等方面。

灰色地带资本定性

由银监会、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人民银行等31个部门组成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主要工作机制包括部际联席会议、联络员（扩大）会议、重大事项会商、重大案件协调、重点案件督办、重点工作督察、重点专题联合调研、日常联络等。

会议对于如何界定民间资本合法与否具有重要影响。

而对于一直处于争议地带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除了传统的非法集资类案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非法集资的犯罪手段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务院发布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明确规定，各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对政策界限清楚的非法集资案件，要果断处置，做到防微杜渐；对认定存在困难的，按程序报联席会议。

据杨玉柱介绍，近两年来P2P网络借贷机构数量成倍增长，由于缺乏相应法律定位、政策标准和行业规则，市场主体鱼龙混杂，非法集资案件大量爆发，风险迅速蔓延，2014年P2P网络借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发案数、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分别是2013年全年的11倍、16倍和39倍。

“P2P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P2P贷款不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中间人，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业务往来都在网络平台上完成。”但宋清辉坦言，由于目前我国网络借贷结构缺乏相应法律定位、政策标准和行业规则，使得市场主体鱼龙混杂，这也直接导致了假借P2P名义非法集资的案件成爆发式增长。

因此，每年的联席会议对于如何认定P2P平台的合法性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14年，时任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就向公众明确P2P平台与非法集资的四条边界，即一是要明确这个平台的中介性质，二是要明确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三是不得将归集资金搞资金池，四是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