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三菱受害劳工呼吁尽快和解

专家：应立法支持中国民间对日战争损害索赔

　　8月3日，二战中国三菱受害劳工三团体在北京就与日本三菱和解问题首次发表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指出，三菱公司7月19日向美国战俘劳工道歉谢罪，三菱受害劳工三团体对此表示认可。但要求三菱公司在基本人权方面勿做差别对待，拿出诚意、向三菱受害劳工谢罪，尽早达成和解。

　　这三个团体包括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联席会、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高岛、端岛、崎户）、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河北三菱分会。他们代表了二战中被强掳到日本三菱公司做苦役的中国劳工及其后代的主体。

漫长索赔路

　　7月19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在美国洛杉矶向二战时被日军俘虏后被强制送入矿山劳动的美国老兵道歉。二战期间，有约900名美军战俘被强制送入三菱矿业经营的秋田县矿山充当劳工。三菱方面的代表7月19日表示，当时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这些战俘被强迫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对于过去发生的这些悲剧，三菱极度懊悔地表示道歉。

　　这是三菱材料株式会社第一次向当年的美军战俘道歉。据有关数据显示，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各地的中国劳工人数更多，有将近4万人，他们被迫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役工作，其中大约7000人被奴役迫害致死。其中仅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包括其关联企业，在日本12个作业所奴役中国人共计3765名，其中722人被折磨致死，三菱公司从中攫取了大量的非正当利益。

　　尽管中国劳工及遗属一再起诉这两家日本企业，要求其正式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但至今，这两家企业仍然没有向中国劳工道歉或赔偿。

　　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联席会秘书长戴秉信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早在90年代末，他们就走上了漫长的索赔道路，为了让更多中国受害者站出来，他们自费寻找其他受害者。在爱国华侨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受害劳工经过诉讼、抗议、谈判等运动。

　　2013年3月31日，三菱受害劳工代表团向三菱公司公开发函，要求三菱公司向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谢罪，并向3765名受害者及遗属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赔偿金，同时在迫害地建立记载历史的纪念碑。

　　2013年5月13日，三菱受害劳工代表团分别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递交了《敦促书》和《要求书》。

　　“最初，我们走司法途径与和解谈判两条路，但诉讼始终没有结果，而且幸存者不超过12人，他们年事已高，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此问题，在争取大部分受害者家属的意见后，我们一致认为和解是可以接受的。”戴秉信说。

　　根据此前曝光的一份《三菱向中国掳日劳工谢罪文》内容，三菱与中国受害劳工就谢罪内容达成一致，或将于8月15日前向二战期间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奴役的中国人道歉，并给予中国劳工或其遗属每人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补偿，非赔偿金）。

　　作为三菱受害劳工家属，戴秉信说：“我希望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前夕达成和解，历史不能忘记，咱们也不愿意仇恨历史。既然日本能跟美国老兵谢罪，为什么不能向中国老百姓道歉呢？”

悲惨劳工经历

　　48岁的戴秉信来自河北昌黎，他第一个在请愿书上签字。戴秉信的父亲戴玉祥年轻时是一位吹唢呐的民间艺人。1944年6月的一天，戴玉祥一行6人组成的吹鼓手班子行至昌黎县城时被抓走。“6个人里，就父亲身强体壮，当时才26岁，其他几人后来都被放回来了，唯独父亲被送去日本。”

　　戴玉祥是家中独子，当时已结婚并育有一子，“父亲被抓走后，奶奶哭瞎了眼睛，我大哥因思念父亲积郁成疾，6岁那年夭折了。”戴玉祥在被抓走1年半后，终于回到家乡，此后一直在昌黎务农，戴秉信是最小的儿子。1990年，戴玉祥因病去世，此前瘫痪在床多年。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被各个学校请去讲当年的苦难，他那时内风湿、关节炎已经很严重。”戴秉信说，“每次讲到难处，他都忍不住落下眼泪。”

　　戴玉祥在三菱饭塚作业所受到非人折磨，一天6个小馒头，却被迫从事高强度苦役。就在被押往日本的船上，一个昌黎老乡因不堪忍受折磨跳海自尽。多年后，戴秉信找到了这名劳工的后代，取得相关证据。

　　“印象中，父亲一年四季穿着棉袄，就是因为在日本挨累受冻患了风湿。”戴玉祥去世后，小儿子戴秉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业成功。2000年，他看到一篇关于劳工索赔的报道，此后开始自费寻访受害劳工。虽已搭进10万元和不少精力，但他认为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要替父亲讨个公道。

　　8月3日，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山东联谊会派出4名受害者遗属参加了此次声明发表活动。来自山东运城的王万营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中老人已经去世，王万营在要求三菱公司索赔的道路已经奔走16年，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受害劳工和日本三菱公司在和解的道路上还存在很多障碍，有的劳工愿意和解，有些人却另有想法。但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向日本三菱公司讨回公道，现在劳工对赔偿金额虽然不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

专家建议立法支持

　　几十年来，中国民间对日战争损害索赔谈判和诉讼一直屡败屡战。8月3日，参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法治战略研究部教授陈根发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至2015年7月，中国的战争受害人已经通过代理人在日本提起了20多起损害索赔诉讼，其中只有4起获得小部分胜诉。这些胜诉部分主要包括：有的法院认定了侵略事实，但认为诉讼时效已过；有的法院认定了侵略事实和诉讼时效，但被上级法院无理驳回；还有一种情况是调解结案，加害企业对受害人支付了一定金额的补偿。但是，起诉的绝大多数案件，均被日本的法院以各种理由驳回。

　　“这些被驳回的索赔案件之所以未能胜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诉讼全都是在日本的法院起诉，日本法院往往以‘国家放弃索赔权’‘超过诉讼时效’和‘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起诉。”陈根发说。

　　鉴于在日本提起索赔诉讼屡屡受挫，近年来中国的部分受害人在国内提起诉讼。而以往国内法院未能就民间对日战争损害索赔予以立案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目前尚没有关于日本侵华战争赔偿的相关法律依据。

　　陈根发认为，目前，中国民间对日战争损害索赔的谈判和诉讼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尚处于一个自发的、缺乏支持引导的状况。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制定诸如《中国民间对日战争损害索赔法》来支持引导民间对日战争损害索赔的各种行动。

　　“仅有外交态度和对话，没有国内立法和司法系统的配套执行，是无法让正义的民间对日索赔进入正常诉讼程序的，我们必须改弦易辙和创新思路。我国民间的对日索赔行动如果要摆脱困境，则必须要有来自政府和民间组织双方的努力和配合。”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