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一线“生态卫士”

    大多数一线森林民警，都能从李怀义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每天平凡而踏实地干着同样的工作，一辈子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也极少调离或者获得晋升的机会。

　　58岁的李怀义皮肤黝黑，头发掉得已经所剩无几，说起话来有一股浓郁的北京延庆口音，并习惯性地带着憨厚的微笑，脸上沧桑的神情里不时透露出一丝愁绪，似乎要“唉”地叹息一声，但他会极力地不让这种情绪外露。

　　“我对现状挺满意，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接着他又说，“人不能老回忆过去不开心的事，干我们这行精神上要有十足的阿Q精神，不然会疯的。”

　　李怀义是延庆县公安局四海森林公安派出所的一名外勤民警，职务级别是科员，1986年，他正式成为一名森林警察时，就是这个级别。

　　到2015年，近30多年的时间里，李怀义没有离开过延庆县四海森林公安派出所，即使已经换了7任所长。

　　如今，李怀义一米八几的身体大不如从前，除了办公室的桌面上摆满降血压的药品外，他眼睛也昏花得厉害，但他依然是延庆县公安局四海森林公安派出所的办案主力，为了方便随时出警，他特地准备了三副老花镜，办公包、办公室、家里各放一副。

　　“干了一辈子还是一个大科员。”外人经常这样调侃他，这却是整个森林公安普遍存在的现象：年龄结构偏大、职级待遇偏低。

　　在我国，森林公安起步比较晚。1984年5月3日，经国务院同意，林业公安列入公安机关序列，实行林业和公安双重领导体制。1998年，林业公安统一更名为森林公安。

　　北京市森林公安分局政工科科长姚忠哲表示，森林公安是我国一支重要的专业警种和刑事司法、行政执法队伍，肩负着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保障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重大任务。

“我们会越来越好”

　　6月29日，延庆县四海镇寒意料峭，一场细雨让这里的温度比北京城内“低十度”的现象更加明显，李怀义顶着寒意早早地就外出巡山，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李怀义说，“但一路走过来感觉也没遇到过多大的困难。”在李怀义看来，一切过去的都算不上困难，虽然和以前相比，如今的硬件办公条件优越许多。

　　李怀义记得，以前外出办案，除了步行，基本上靠坐马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到山上的一个农场上检查有没有滥伐情况时，在下山的时候，他休克了10秒钟，因为是下坡路，如果稍有不注意就可能出现危险，“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上。”

　　而这种突然性休克，在李怀义身上仍然会偶尔发生。前两年，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他就突然晕倒，结果把头撞到桌子的边角上，划出了一道口子，当时四海森林公安派出所所长张金龙发现后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到医院缝了几针。”李怀义指着额头上的一道疤痕说，但医院也检查不出是什么原因，而一名医生则告诉他，可能是由于缺氧引起的。

　　对家庭感到亏欠几乎是每一个警察的心声，李怀义也不例外，他说，想起自己父母的去世不能陪在身边，如今仍然会感到难过。

　　1993年的一天，在外办案的李怀义突然被一个乡里的工作人员告知，他家里发生事了，让他赶紧回去，“当时就知道可能是我母亲不行了，但是回去发现是我父亲走了，当时只有我爱人和10岁的孩子在家。”不久，李怀义的母亲也去世了，他仍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回忆起这段经历，李怀义没有老泪纵横，但是声音里却带着几分哽咽。

　　与李怀义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北京市公安森林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董志彬，“我母亲在养老院去世的，只有保姆陪在身边。”董志彬说。

　　令他比较欣慰的是，他儿子的成绩比较好，是硕士研究生，“你没听说过整体上警察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怎么好吗？”董志彬反问道。而他认为，这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亲角色的缺位有很大的关系。

　　在李怀义看来，这个职业有时候不被人们理解是令他比较沮丧的事情，“在社会上大家都觉得森林公安是二类警察，执法有时候也不被理解。”

　　更令他久久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是，以前他们单位并没有食堂，只能到其他单位食堂用餐，结果经常享受不公平待遇，“当时连食堂里面的师傅都整天给脸色我们看，盛菜的时候多一点点都不给你。”

　　但想想以前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办公地点简陋、出行不方便相比，如今李怀义又感觉到很满足，“现在的条件以前真的没法比，我们有了新的办公地点、软硬件条件都比较成熟了，我们不能和上面比，和下面比我们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其他方面也会越来越好的。”

　　这时，李怀义已然忘了人们对他“大科员”的调侃，他觉得，他的任务就是配合所长做好本职工作，在所长张金龙眼中，他也是一个干事很踏实的老同志，“除了偶尔性子比较急，说几句粗话以外。”张金龙笑着说。

执法环境的变化

　　李怀义很庆幸自己每次外出执法都按照规定佩戴执法记录仪，“如果没有执法记录仪，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今年4月份，李怀义接到报警后，前往一个村子里处理一起邻里之间因为林地引发争端的案件，到现场做完笔录并大概了解完情况后，李怀义认为这是一起常见的邻里矛盾，对双方进行劝解后就回所里。

　　三天后，矛盾双方的一方，家里的老人上吊自杀了。这位老人上吊自杀之前，在日历上写有几个字，“李怀义来问我。”

　　其家人据此认定是李怀义在做笔录的过程中存在问题，导致老人自杀，并在派出所门口哭闹，要求赔偿，上级部门得知情况后，查阅李怀义办案时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视频后，发现并没有任何不妥，李怀义的清白才得以证实，“如果没有执法记录仪，当时肯定说不清楚，最后说不好还得赔上几十万。”所长张金龙也这样感慨。

　　李怀义如今想起来也有点后怕，他自认为工作大半辈子没有让谁记恨过，也没树立过敌人，即使1992年一个乡干部因为滥伐树木被他亲自送到监狱里坐了半年牢，后来也是一笑泯恩仇，如果摊上这么一件事，他就有可能倒在退休的最后一步了。

　　对于执法环境的变化，北京市公安森林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董志彬感受颇深，1989年，董志彬从治安科的普通科员起步，一直到刑侦大队大队长，他几乎亲历森林公安的变化和发展。

　　他认为，由于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的案件，对被危害人来说没有直接被侵犯，所以许多人对此认识不足，对森林公安的执法并不是十分认可，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不管是领导还是百姓对森林公安的作用是越来越肯定和认可的。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违法分子逃避打击的办法也是越来越多，“毁灭证据、毁灭现场，串供等使我们常遇到的事情。”董志彬说。

　　“违法分子也从地上转移到地下，比如一些野味、濒危野生动物工艺品等都是预定的，他们不会公开销售。”董志彬介绍，这样就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据董志彬介绍，近年来随着北京对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打击，一些濒危野生动物工艺品加工厂基本上撤出北京，进而搬到北京周围的地区，“都搬到天津河北等地方了。”

　　运货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一般不会采取飞机、火车等运货方式，而是通过熟人快递、大巴、长途出租，实行人货分离，前面探路后面拉货等方式。”董志彬说。

    而网络的发展，许多交易又转移到了线上，利用互联网发布买卖野生动物信息，进一步加大了森林公安打击的难度，“比如通过微信交易，只是几张照片，没有实物，你就拿他没有办法了。”

现实之困

    回忆起多年前侦破的非法猎杀金钱豹案，董志彬如今依然抑制不住兴奋。

　　这是1989年12月30日发生的河北农民在北京猎杀金钱豹的案子，接到举报后，董志彬亲自参与现场调查，走访群众，最后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案子很快就告破了。

　　多年来，董志彬参与和指挥破获了多起大案，如北京最大盗伐木材案、贩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斑喙凤蝶案，近期的走私虎骨案以及走私象牙案等。

　　但如今，随着执法环境的复杂化，董志彬明显感觉到侦查难度越来越大，证据要求水平越来越高，但警力不足和警力水平亟须提高的现状，已然对森警在未来执法中形成了巨大的考验。

　　比如，四海森林公安派出所管辖四个乡镇的林区，由4名民警负责，山地面积达到500多万平方公里。根据工作的安排，四海镇林区为李怀义的责任区，而按要求，每名民警每月至少有15天的时间在林区里巡逻，李怀义算了一下，开车每天需要走上120到130公里。加之辖区内治安案件、纠纷与周边乡镇林业案件同发，警力更是捉襟见肘。

　　记者发现，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森林公安机关民警年龄都偏大，如在四海森林派出所在编民警中最年轻的张金龙所长都已48岁。

　　而年龄结构产生的知识结构和执法技能的限制，对森警这种重要的队伍无疑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基层森警队伍还存在信息化低、职务待遇低、忙杂乱的现象。

　　“我们这支队伍人数虽然不多，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需要干的事非常多。”北京市公安森林分局政工科科长姚忠哲说。

　　董志彬也表示，随着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需求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多，对于森林民警来说，压力自然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