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余热”，让我“眼热”

    官员频繁跳槽并入职企业，其背后的行业资源和专业能力无疑是企业老板们“挖墙脚”的原始动力。不过，相伴而来的是公众对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隐藏腐败”的担忧。

　　王达毫不避讳自己对高层离职公务员和退休“老领导”的狂热。

　　“他们任何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大于一个排所产生的合力。”当过兵的王达有一套“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理论。

　　身为一家上市公司老总，他需要最前沿的政策信息、眼光专业且独到的员工以及能周旋于政府和市场的人脉资源。

　　“高薪‘挖’到一个核心部门的处长加盟企业，以上所有要求便有了实现的可能。”5月4日，王达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正因其‘余热’才让自己‘眼热’。”

因为专业所以抢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山东小子高明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被顺利分配到国家某部委工作，主要从事化工行业协会管理，不到30岁时，就已经成为这个部委里最年轻的处长。专业能力不仅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也让行业协会的老板们青睐有加，很多企业老总对这位年轻处长伸出了“橄榄枝”，许以高薪。

　　这一时期，我国金融行业风起云涌，很多企业在A股市场挂牌上市。而此时，金融行业里专门的研究员队伍并没有建立起来。高明深知“专业研究人才在金融行业中奇货可居”，这正是企业看好自己的原因所在。

　　高明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彼时，所在单位虽然不是部委核心部门，但自己年纪不大，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没必要着急“跳槽”。况且，跳出农门进入体制内，也是父母所期望的。所以，婉拒了很多企业的好意。

　　“人的一生，处处有变化，处处有契机。”本打算在体制内“稳扎稳打”的高明，却在1999年告别公务员队伍，加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公司。

　　1998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撤销7个主要工业部，改设国家局，高明所在的单位恰列其中。

　　是选择留在新部门继续当个闲散处长还是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去企业搞研究？

　　高明选择了后者。

　　回首16年前所做的这一决定，高明感慨万千，他说：“自己有幸见证了中国金融行业的历史。”

　　不可否认，正是有像高明一样的专业人才加入，才建立了我国金融行业第一批行业研究员队伍。也正是凭借行业研究员的眼光，才让金融企业的投资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回报。

　　高明入职后，主要做化工行业研究，他熟悉行业内情，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其经营动向，这恰是金融研究工作最为核心的竞争优势。不到半年，高明就成功预测了国际原油价格走势。

　　“为此，公司给了我10万元现金奖励。”尽管已经是年薪7位数的高管，高明提起“第一桶金”，言语间依然很兴奋。

位置产生价差

　　“4000元到5万元，猛增10多倍！”跳槽带来了巨大的薪金变化，李伟忘不了9年前初看工资表时所产生的“那种不真实的晕眩感”。

　　2006年，工作10年，在国家某部委一核心部门担任处长的李伟，月工资还不足4000元。彼时，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008.08元。

　　“好在单位分了房，不然凭这点工资房都买不起。”看到昔日同学在企业里如鱼得水，拿着高工资，李伟有点心理不平衡，“跳槽！”

　　和高明一样，李伟也选择加盟了一家金融机构，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最大的一个改变，就表现在薪金的“撑杆跳”上。月薪5万元，再加上年终奖金，年收入很轻松就能突破100万元。

　　李伟曾自问：一个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为什么就产生了这么大的“价差”？

　　“企业看重的是权力资源。”李伟清楚自己的“卖点”在何处。5月5日，李伟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娓娓道来，“加入企业，我主要是负责大客户营销，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积累的人脉资源，向国企、央企销售公司的金融产品。”

　　动了出走心思的“李伟们”并不在少数。近年来的“跳槽官员”也尤为引发媒体关注。

　　2014年5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加盟360出任主管市场副总裁；2015年3月11日上午，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宣布，中国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前副处长薛强作为高级顾问加入了该所反垄断和竞争法业务部；2015年4月，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担任中国平安旗下陆金所副董事长、党委书记。

　　与官员频繁跳槽相伴而来的是公众对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隐藏腐败”的担忧。

　　去年入职的北京市公务员周媛媛提出了疑问：“官员辞职后，原有的权力资源和人际关系并不会被完全切割，多少会出现‘以便利谋福利’的事情，这是否会滋生一种隐藏式腐败？”

“挖墙脚”的原始动力

　　行业资源和专业能力无疑是企业老板们“挖墙脚”的原始动力。

　　王达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体制内走出的员工，能帮助企业协调政府关系，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自从2009年，王达所经营的地方分公司成立以来，便形成了吸纳离职公务员的传统。他认为，“能考上公务员的人，在能力上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王达表示，公务员所具有的文字能力和组织性正是企业普通员工所欠缺的。“当然了，如果从领导职位离职或退休的公务员愿意加盟，公司将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

　　“老领导”的到来也确实为公司带来了诸多实惠，他们积极帮助企业申请示范单位，多个省级和国家级的现场会也在公司召开，为企业在当地迅速打开了知名度。目前，该企业产品已经成为覆盖当地市场的第一品牌。

　　2014年3月，还有半年才退休的张力，便已经引起多家企业的“哄抢”。

　　张力是山东省一县级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公务员管理、军转安置、社会保险、公共就业服务等都是他要管理的内容。6年局长生涯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人脉。

　　听说张力即将退休的消息，比较熟识的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他传递了“期待张局长发挥余热”的想法。每当遇到这样的邀请，张力都以“退休之后要到处走走，不着急再就业”之名婉拒了，但仍有企业提出增加薪酬虚位以待来表示诚意，“除了年底奖金外，每月底薪最少1万元”，这已经比张力公务员在职时的月工资多了一倍。

　　“钱拿着烫手啊！”张力并不反对公务员退休后再就业，但却认为“第二择业，应保持谨慎”。一旦企业所出薪金购买的是自己的“老脸”，不管在不在位，退没退休，“这事情就走偏了”。

　　说完，张力还专门同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提起了我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该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而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我国很多地方，都存在公务员“退休即上岗”的情况，张力介绍，规定中所提到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有人违反了这一规定，也并未得到相应处罚。

　　张力呼吁政府要完善监督机制，让这一规定真正落到实处。他通过自身经历总结了公务员“出走”企业的两条路线。一方面，大城市中公务员会因收入问题和专业需求而选择主动辞职，进入企业“挣钱”；基层公务员的稳定性则相对较强，一般不会主动辞职，而会在退休后以兼职的形式加盟企业。

　　张力担心，不管哪种路线，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择业与公务员法之间的冲突。

　　“您企业的纳贤制度和公务员法有冲突吗？”记者曾问王达。

　　王达称自己公司并未违背这一规定，“但是其他公司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应采访者要求，王达、高明、李伟、张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