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嘱管理制度破冰

对遗嘱的登记、保管以及传递进行管理，中华遗嘱库正在改变国人观念

    中华遗嘱库作为遗嘱管理制度的雏形，尽管其管理制度、法律责任尚未完全明晰，但它的出现，无疑打破了遗嘱管理在我国尚属空白的局面。

作为2013年3月21日成立的一家公益机构，中华遗嘱库定位是为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提供遗嘱咨询、遗嘱登记和遗嘱保管服务。

根据规定，对于老人登记好的遗嘱，除了老人亲自指定的查询提取人在老人去世后才能查询提取之外，不允许“泄密”给任何人。

而遗嘱录入、查询、打印、提取的每一个环节，遗嘱库都实行严格的分级授权。如工作人员“泄密”，或以侵犯个人隐私权被追究法律责任。

但在此之前，中国的遗嘱管理方面尚属空白，直到中华遗嘱库的成立，遗嘱，这个对国人来说意味着严肃和沉重的话题，才第一次在舆论场引起大规模的关注与讨论。

随着媒体大量报道，立遗嘱的观念得到一次空前普及，但令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依然稍感遗憾的是，如今遗嘱库成立已两年多，社会上关于遗嘱管理制度方面的探讨却并不多。

“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遗嘱的管理制度。”推动中国遗嘱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是陈凯当初创立中华遗嘱库的初衷，但现实却有差距，陈凯发现，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遗嘱本身。

家族传承模式的缺陷

“这种纠纷隐患是可以通过制度设置来避免的。”陈凯表示，人们对遗嘱管理这一个环节忽视，所以导致很多家庭因为遗嘱问题产生不和，甚至对簿公堂。

88岁的王进财走起路来腿脚已经不灵活，需要在儿子的搀扶下才能走动。

2015年3月27日，是他第6次来到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中心办理遗嘱登记，如果这次录像顺利，不用多久，他就会拿到中华遗嘱库出具的“遗嘱证”，一解心中多年的顾虑。

从遗嘱登记预约到遗嘱录像，王进财老人等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房子不能给外姓人。”

原来，王进财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不希望去世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套房产被两个女儿继承，80岁那年，就瞒着家人立下了一份自书遗嘱，指定儿子为继承人，但不久即被家人发现，为此大闹一场之后遗嘱之事也不了了之。

王进财知道，自己名下的这套房产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自己去世后，随时都会爆炸。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华遗嘱库成立的消息后，决定到遗嘱库再立一份遗嘱。

“我们成立遗嘱库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凯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老人处理身后遗产的独立意识增强，但订立遗嘱的意识却没有得到普及，在这种矛盾下，往往给家庭埋下纠纷隐患。

陈凯介绍，虽然遗产继承纠纷在纠纷诉讼案件里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全国范围内只占到4%，北京只占到1%左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遗产纠纷的案例少，“由于中国人顾及家庭伦理观念，往往不愿意打官司，很多纠纷都是通过调解来解决的。随着老龄人口增多，遗产继承纠纷数量上升的态势是很明显的。”

另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次调查显示，对北京市一段时期内审理的遗产案件进行统计，有73%的案件是因为没有遗嘱导致的，而有遗嘱的案件里面，又有超过60%的案件是因为遗嘱无效最后导致了更多的纠纷。

“这种纠纷隐患是可以通过制度设置来避免的。”陈凯表示，人们忽视遗嘱管理这一环节，所以导致很多家庭因为遗嘱问题产生不和，甚至对簿公堂。

但对于是否立遗嘱，社会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若军曾表示，遗嘱管理并不是那么重要，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以法定继承为主，立遗嘱的人并不多。英美法系国家有立遗嘱的习俗，主要采取遗嘱的方式继承。对遗产如何处理，公民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而定的。

而在我国，很多人虽然立了遗嘱，但无非是两个选择，自己拿着或者将遗嘱交给继承人，在陈凯看来，无论哪一个方案，都不是最佳的传递方式。

“通过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实现遗嘱的顺利实施，目前这种潜在的需求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大家没有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好处，而遗嘱库可以把遗嘱登记、遗嘱保管以及遗嘱传递的问题解决了，同时也促使民众的观念改变。”陈凯说。

“志愿者”推动制度建设

从遗嘱订立到遗嘱实施的过程有一段时间空档，正是这段空档，让遗嘱本身充满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和纠纷隐患。

遗嘱库已经成立两年，但陈凯仍有一半的精力需要放在中华遗嘱库管理上面，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名“志愿者”。

其实，陈凯是一名继承法方向的律师。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遗嘱管理制度的建立，创立中华遗嘱库，源自一次他国外工作的经历。

2007年，年仅30岁的陈凯获得去澳大利亚工作的机会，他在和当地一些人的闲聊中发现，对方对中国人没有立遗嘱的习惯表现出不理解，因为立遗嘱对于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一般情况下，有了孩子就立遗嘱，这是基本的观念。”

回国后，陈凯就开始思考、研究继承法方面的法律，并且陆续接手了一些遗产纠纷的案件。陈凯发现，即使案件和平解决了，但是对于家庭，甚至往后的几代人来说，都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随着对继承法研究的深入、实践经验的增多以及和很多人探讨后，陈凯发现，遗嘱的管理是继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这个环节恰恰被人们忽略。

“遗嘱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遗嘱登记、遗嘱保管以及遗嘱传递，这对于完善继承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凯介绍，这也是中华遗嘱库的核心职能。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遗嘱订立以后，并不是马上实施，甚至也不一定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马上就实施，这个从遗嘱订立到遗嘱实施的过程有一段时间空档，正是这段空档，让遗嘱本身充满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和纠纷隐患。

当时，陈凯开始决定策划和推动建立“中华遗嘱库”工作。

但立遗嘱落到实践中，陈凯发现有很多现实困难。在西方，有从事登记和保管遗嘱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我国没有这方面的成熟业务，中国人习惯上会去找一个律师，而不是律所。由于国内律师行业重建时间不长，公信力短板明显，而且费用高昂，同时律师的跳槽、出国、生病都可能会影响到遗嘱的保管问题；另一方面，公证处手续复杂等诸多原因，则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新加坡2003年成立的遗嘱登记署给了陈凯启发，“建立中华遗嘱库，可以同时弥补律师和公证处两方面的短板。”

2009年，借着担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法律顾问的机会，陈凯提出了建立一个公益性遗嘱库的建议，“筹备过程很顺利，老龄部门、民政部门、相关公益组织、工商联等各方面对这件事非常支持。”

随后，经过4年的反复论证和准备，中华遗嘱库在2013年3月21日终于开始了正式运作。

如今，中华遗嘱库的预约量是4万多份，完成的登记量已达到了1万多份。

孙若军告诉记者，我国公民没有以遗嘱的方式处理遗产的传统和习惯，对如何订立遗嘱十分陌生。从这个角度讲，中华遗嘱库的设立不仅帮助了有困难的老年人设立遗嘱，而且在客观上对遗嘱的规范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华遗嘱库打破坚冰

“从遗嘱的订立、保管都由第三方来明确遗嘱的真实性，使得遗嘱在诉讼中不需要经过鉴定就能确定真实性。”

2015年3月27日，在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68岁的刘女士和老伴表示并不知道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中心已经启用，当接到第二登记中心通知他们去办理遗嘱登记时，她还满脑疑虑：“我是在第一登记中心预约的，怎么是第二中心让我去登记？”

为了确保无误，刘女士专程过来咨询，得到明确回复后，才匆匆赶往第二中心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绿色家园媒体村。

“第一中心早就满负荷了。”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工作的需要，在北京市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下，2014年9月，第二登记中心正式启用。

而对于北京这座60岁以上老年人正以每天400人、每年15万人的规模和平均6%的速度增长的城市来说，目前这些准备登记的老人依然是小数目。

陈凯给出一组数据，北京拥有60岁的老年人300万人左右，按照10%的人数有订立遗嘱的意愿就是30万人，如今，4万人的预约量曾经一度排到2017年。

为了加快遗嘱登记工作的进度，中华遗嘱库免费提供的遗嘱范本已经有22种，据遗嘱库工作人员介绍，配合遗嘱范本自动适用软件，遗嘱库可以为90%以上的老人一次性出具并打印符合老人意愿的遗嘱草稿，前来办理遗嘱登记的九成老人可以一次办完。

但是即便这样，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仍然远远跑不过中国的老龄化水平。民政部官网信息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2亿人。

因此，陈凯认为，由于遗嘱登记潜在巨大的需求量，目前建立遗嘱管理制度显得非常有必要，“遗嘱登记首先解决的就是遗嘱订立的本身是不是真实，是否是本人的真实意愿。”

陈凯在实践中发现，很多时候，遗嘱导致纠纷则是由于遗嘱本身的真实性原因导致的，但这种真实性如果一概以“遗嘱鉴定”来解决，一方面浪费社会资源，给当事人造成不便和痛苦，又因为“遗嘱鉴定”本身存在着一些现实的问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纠纷。

“从遗嘱的订立、保管都由第三方来明确遗嘱的真实性，使得遗嘱在诉讼中不需要经过鉴定就能确定真实性。”陈凯告诉记者，没有中立机构必然会引起继承人之间的猜疑。

另一方面则是遗嘱的保密性的需要。王进财这次到遗嘱库办理登记遗嘱的事情，除了儿子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并不知情，“免得影响家庭和睦。”

由于遗嘱不一定是当事人最后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随时修改的，所以具有保密需求，“因为，如果老人之前的决定被别人知道了，那么他之后修改的空间就不大了，或者说没有了，如果再修改的话反而会引起矛盾和争议，所以，由第三方来管理的话就能解决遗嘱的保密性问题。”陈凯说。

“中华遗嘱库只是遗嘱管理制度的一种尝试，它的管理制度、法律责任，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确。”多年以来，一直从事遗嘱继承研究的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吕一强律师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华遗嘱库填充了国内遗嘱管理制度的空白，满足了部分人的需求，但是，真正建立起遗嘱管理制度，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陈凯看来，由于立遗嘱本身具有巨大的需求，随着民众立遗嘱的意识不断增强，将会催生一条财富传承产业链，不仅可以带动相关服务发展，还能刺激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而对中国社会的财富传承来说，也将形成巨大的利润空间。

“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准备开设中华遗嘱库第三中心、第四中心，把中华遗嘱库办到天津、上海、广东去。”陈凯透露，下一步是在天津建立遗嘱库，如果经验成熟，将在全国铺开。

陈凯表示，完善遗嘱管理到底对社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还得靠遗嘱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而定，“让事实说话。但如果不能从观念、立法、司法、行政、执行等方面全方位加以应对，未来继承问题必将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王进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