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外生子：“纸屑一样的事情”

    经济全球化时代，精英们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在发达国家买房、买车，让孩子享受更多福利。赴外生子，只是“全球化时代国际交流中的涓涓细流”，但这种投机行为，存在风险。

　　1997年9月29日，居住在广东省汕尾市的中国内地夫妇庄纪炎，在香港探亲时生下庄丰源，同年11月庄氏父母返回内地，庄丰源留在香港与其祖父庄曜诚及祖母同住。

　　庄丰源此次与祖父母的同住，引发了香港司法的重要震动，也成为内地居民赴外生子著名的案例之一。

　　“赴外产子”孰是孰非，学者层面的争论尚未停休。但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的学者均认为，中产阶级的壮大会使它“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副教授朴光星眼里，这和经济全球化、人才流动国际化相比，不过是“纸屑一样的事情”。

“对外交流中的涓涓细流”

　　“越是成功的人，活动的半径就越大；社会阶层越低，越局限在一个区域中。”

　　1999年4月，香港入境事务处发信提醒庄曜诚：依据香港《入境条例》，庄丰源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没有居港权，应将其遣返。这引起庄曜诚不满，遂代表庄丰源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香港终审法院相继裁定庄丰源胜诉，并享有香港居留权。此判决以判例形式肯定内地人在香港所生孩子享有香港居留权，为内地人赴港生子解决了身份问题。

　　2003年，香港开启“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后，入境限制逐渐放松，赴港生子人数渐趋增长。为有效遏制非法赴港生子行为，2007年，香港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入港生子。

　　专注证据法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郑曦认为，香港政府出台限制性措施，使赴美生子成为内地人赴外生子的首选。

　　专注经济全球化与跨国人口流动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副教授朴光星认为，2000年前后，我国的赴外产子现象引起关注，2008年后逐渐成为话题。

　　“特别是中国成功举办第29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后，经济快速发展，有钱人增加了。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规模金融危机，他们期望吸引中国资本，引进中国投资移民改善其经济前景。”

　　朴光星举例称，美、日、韩等国都放宽了对中国居民的商务和旅游等签证条件，甚至有国家与中国达成了落地签证。“我国人民的财富不断增多、赴外门槛不断降低，使得大家出国条件和手续更加便利，从而导致赴外产子实例逐渐增多。”

　　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青斌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后，人们对外交往频率越来越高，其视野逐渐趋向全球化，但各国国民待遇的差异化，使其精英阶层开始选择不同方式进行移民，“只不过以赴外产子方式移民，是投机取巧罢了”。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自由流动，大家生活全球化，但人们观念还是民族的。”朴光星引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的观点称，“现代性分为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第一现代性，民族国家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们生活局限在一定区域之内。但现在人类已从第一现代性转向第二现代性。”

　　“何为第二现代性？即人们生活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区域，甚至国家。”“全球化是有钱人的全球化，精英的全球化。”“越是成功的人，活动的半径就越大；社会阶层越低，越局限在一个区域中。”

　　“全球化为精英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精英们会在更大的生活空间内创造机会。他们不限于在本国寻找机会，会选择在发达国家买房、买车，让孩子享受更多福利。”以赴外生子方式选择移民，只是“全球化时代，国际交流中的涓涓细流”。

“精英用脚投票”的新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中，“精英用脚投票，哪个地方环境好就去哪里”。

　　“以往赴外生子者大多是企业老板、外企主管、政商名流、医生、教授等，是少数富裕父母中的少数人。”郑曦认为，过去赴外生子是有钱人“玩的游戏”，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也参与了。

　　王青斌将赴外生子者称为“两高”人群，即高收入、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以此可以规避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高学历者通过访学等方式海外产子，可以为全家移民打下基础”。

　　朴光星认为，并不是外国或境外地区不允许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在本国产子，而是反对通过非自然程序而赴外产子的有意行为。大家通常意义上关注的“赴外产子”是指，已经形成产业、拥有完整产业链，但并不以移民为目的的赴外产子行为。

　　“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是讲究人权的国家，他们认为夫妻两地分居是违反人权的表现。作为访问学者等，可以携同爱人一起在国外生活，这种自然程序生下的孩子并不能与非正常手段的赴外产子等同。”

　　“美国法律不允许在赴美旅游过程中产子，从而影响其移民政策。同时，增加当地社会保障体系负担。”王青斌的观点与朴光星不谋而合。

　　“许多精英阶层选择赴外生子主要是为孩子能取得外国国籍或居留权，享受优越的社会福利、教育或规避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约束等。”郑曦分析认为，这从侧面折射出我国涉及民生领域的基础问题存在不足，如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

　　但朴光星以为，在全球化时代中，“精英用脚投票，哪个地方环境好就去哪里”“人们有权利选择，并且愿意选择环境舒适、福利优厚的宜居都市或国家，选择有质量的生活”。

　　“有经济基础的人，他们愿意多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就如同人们投资不愿意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朴光星认为，赴外生子是全球化时代资本、商品、信息、人才流动的产物。“人的流动虽与商品、资本不同，但同样存在。赴外生子也是全球化时代各种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朴光星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延长学生签证（F-1签证）、商务和旅游签证（B-1/B-2签证）年限为例称，美国降低签证门槛后，使赴美产子数量增加，可能“在预料之外，但不会影响两国正常的国际交流”。

跟移民有关的“投机行为”

　　陪读式赴外生子合理合法，美国不会禁止，但通过中介以旅游签证方式赴美生子，是跟移民有关的“投机行为”

　　3月8日，中国侨网援引美加《世界日报》的报道称，美国联邦主管单位突袭检查3个华资月子中心。3月17日，该网又援引加拿大《明报》报道称，加拿大税务局或以瞒税为由仿照美国严查月子中心。

　　报道称，此次搜查再次引发当地各界针对“月子中心”是否合法的讨论。美国地方政府及法界有关人员指出，经营月子中心并非不合法，只是从业者须符合地方法规、卫生法及安全等要求，成本很高，且须诚实申报所得税。

　　事实上，“庄丰源案”也曾在香港引发广泛争议。庄曜诚上诉后，香港高等法院以原《入境条例》违反《基本法》定义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为由，裁定庄曜诚胜诉。

　　香港政府不服，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2001年7月20日，香港终审法院五位法官一致维持原判。香港前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后来表示，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判决时，错误理解《基本法》条文，导致大量内地孕妇前往香港产子。

　　2007年2月1日起，香港推行新的医疗和入境措施，要求所有孕妇必须先在香港医院预约并接受产前检查，希望“确保香港孕妇得到妥善和优先的妇产服务”，遂使其逐渐得到遏制。

　　朴光星认为，赴外产子是投机行为，存在风险，“如同赌博，既然是赌博，就要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运气好则好，运气差则会被遣送回国，缴纳罚款。”他表示，依照美国法律，“父母无权决定孩子国籍，孩子18岁后，可以自行选择国籍。”

　　郑曦以赴美生子为例分析称，有的孕妇因丈夫赴美读书、访学而持有F2或J2陪读类签证前往美国而产子，但大部分孕妇以持有B2类旅游签证前往美国生子。这类赴美产子，因购买保险、医疗费用高、缺少家人陪伴等，常常借助中介，由此产生了赴美产子的“产业链”。

　　美国、加拿大“月子中心”本身并不涉及严重违法，其被查处可能主要“涉及签证作假、税务作假、洗钱等违法行为”。这些“月子中心”被查后，“赴外产子的孕妇利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维权也会很困难。”

　　王青斌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陪读式赴外生子合理合法，美国不会禁止，但通过中介以旅游签证形式赴美产子，是跟移民有关的“投机行为”。它不但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重大冲击，而且会导致孩子将来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孩子在中国上户口，需要国外医院开具出生证明，并经中国使领馆认证。也会影响孩子在国内享受义务教育、购房资格等。”在王青斌看来，即使中国父母的孩子因在美国出生持有美国国籍，将来去美国养老，但“在中国生活，也占用了中国资源”。

　　朴光星从法理学角度分析认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孩子落地”的法律界定不同，导致出现了“双重国籍”孩子，也使得有了与移民有关的“投机”赴外生子。

　　“英美法系以落地为孩子出生地，承认其拥有国籍；大陆法系多以血统、血缘为主，有条件取得国籍。”王青斌对朴光星的观点表示赞同。他建议，国际法对此应尽快进行修订完善，“国务院也可以出台条例，对‘赴外生子’给出明确界定与预期。”

　　但朴光星不以为然。“赴美产子前几年刚刚进入媒体视线。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也在不断变化，以后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即使预测也毫无意义。虽然别国产妇赴中国生子端倪已出现，但是从预防层面看，为时尚早。”

  （实习生张雅丽、黄靖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