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党管智库”的中国模板

    社科院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智库。它“连天气”“接地气”，是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主要通过科研项目、专题咨询等为政府建言献策，但也存在考核机制不健全、研究质量不高等问题。

    副研究员、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某法学杂志特邀编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专家学者一栏，刘长秋有多重身份。但他的薪金和同级别的高校教师相比，却略逊一二。

　　刘长秋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10年了。改革前，一个副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平均年薪仅5.8万元，但在高校工作平均年薪可达18万元。

　　刘长秋的遭遇是我国各地社科院在开展政策咨询与理论研究中，遇到的重要瓶颈之一。但这种现象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后，或许将得到重要改观。

中国特色智库

　　社科院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智库，它既能“连天气”，又可“接地气”。

　　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发文要求坚持党管智库。近年来专注智库研究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孙蔚认为，这说明党和国家已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到政策制定和实施阶段，“国家要下大力气加大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引导力度”。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韩伟表示，“党管智库”意味着党应从方向上、组织上实现对智库的领导，确保智库的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人民利益。

　　在韩伟看来，以社科院为代表的“智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财政的支持，决定了它需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它涵盖经济、法学、文化等多个领域，研究对象广泛、自成体系。

　　刘长秋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也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但党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治国理政，需要智力支持，尤其是对中国的国情和国内国外环境有着相对更为清醒认识的智库所提供的智力支持”。

　　因此，“党管智库”实际上是为了保证智库研究的正确方向，保障智库能够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全面、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提供正确的决策咨询建议。社科院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智库，它既能“连天气”，又可“接地气”。它既能解决决策部门的咨询需求，又能使其对国情理解更透彻。

　　“党管智库是红线不可动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熊秋红称，社科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社科院比政府下设的研究机构更独立、中立、客观，常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它和高校学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但要发现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并且是帮助性的”。

　　海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康太和熊秋红的观点不谋而合。赵康太以海南智库建设为例称，海南省社会科学院重在服务海南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发展，并为此下设了国际旅游岛研究所、南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等。

肩负建言献策使命

　　社科院对国家或地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推动，主要通过科研项目、专题咨询、论证等方式展开。

    熊秋红199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在她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历史上的翰林院一脉相承，肩负为国家建言献策的重大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在对国家开展智力支持与政策咨询时，更强调对政策把握的全面性、稳妥性，更接地气，更慎重。比如：在提交“审执分离”改革议案时，尽管主要涉及行政法、刑法，但也会邀请诉讼法专家把关。

　　韩伟认为，目前社科院对国家或地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推动，主要通过科研项目、专题咨询、论证等方式展开。比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围绕国家推出的“一带一路”及陕西经济发展新机遇，确立了一系列专题研究项目，首批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了《陕西蓝皮书：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

　　该报告及一系列建议，促使陕西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黄帝陵、秦始皇陵等历史文化遗迹的条例。2014年1月10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经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

　　刘长秋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认为，社科院开展智力支持与政策咨询的途径主要有四大块：承担国家和地方有关重大的课题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专家参加由各级政府部门召开的各类座谈会或研讨会，直接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通过内参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接受官方媒体采访等。

　　韩伟对此持相同观点。他举例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在进行成果转化方面，一方面以横向课题研究形式，为政府、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通过送阅件等形式，为政府决策服务。“类似于内参，常一事一议”，这类送阅件一般由研究员根据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经社科院科研处审批、院领导批准后，“一般走机要渠道发走，可直达省委书记、省长手里”。

　　“社科院的定位是党委和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不但最能体现中国特色，也最能对党委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赵康太认为，政研室、高校、党校和民间智库不能取代社科院，“它们服务的侧重点不相同”。

　　社科院的“困与乏”

　　社科院在项目经费管理方面实行“一刀切”，严禁项目组成员领取劳务费。这使得其科研成果无法体现研究人员的智力支出，难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上能解决政府决策之困，下能体恤民情、了解社会所需。在有的人眼里，社科院研究员可谓“手眼通天”。但刘长秋认为，与高校、政府工作人员相比，社科院科研人员收入极度偏低。

　　由于政府财政支持有限，刘长秋供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在改革前，一个副研究员的平均年薪为5.8万元，而同层次的高校教师平均年薪达18万元。目前，实行薪资与绩效考核相结合后，其科研人员年薪平均达9万多元。

　　因此，很多研究员只能依靠兼职等弥补收入差距。这一点熊秋红也曾感同身受。自高校进行“去行政化”“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多人才也曾流向待遇更好的高校。

　　有段时间熊秋红因在清华大学兼职还曾被时任所长找到谈话。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多科研人员因孩子上学、待遇相对较低等原因转投北大、人大、清华等高校。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断改革薪资结构，其科研人员待遇与北大、清华持平后，科研队伍开始逐渐稳定。

　　韩伟表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不承担教学任务，只专注于科研、为政府提供决策，其研究员年薪平均约在七八万元左右，和在陕西的211高校相比少一半，而同层次的高校教师年薪约在15万元左右。

　　韩伟认为，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后继人才不足等将成为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发展的掣肘。另外，地方社科院因发展平台受限，承接全国性科研项目机会少，人才流失也较为严重。

　　刘长秋表示，目前社科院在项目经费管理方面实行“一刀切”，严禁项目组成员领取劳务费。这使得其科研成果无法体现研究人员的智力支出，难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但赵康太在编制和人员不多的情况下，领导全国最小的省级社科院走了另一条路。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坚持“没有围墙的社科院”的建设思路，除专职研究人员外，聘请迟福林、曹锡仁、吴士存、陈耀、傅国华等知名专家为特聘研究员。

　　这些特聘研究员的编制、人事、工资等不在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但可以海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名义担纲做课题，搞研究，拿对策，出成果，且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为其提供研究经费。

　　孙蔚从宏观层面分析认为，目前智库法律地位不明确、决策体系与智库发展不衔接、智库本身研究质量不高等问题极大影响了我国智库体系整体功能发挥。他建议政府对此应尽快解决，并加强对民间智库的扶持、引导，使各类智库共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新形势的挑战与机遇

　　熊秋红认为，此次国家以文件形式公开支持智库建设，对社科院智库建设是机遇也是挑战。

　　2015年1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2014年版显示，民营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已位列2014年中国智库排行榜综合影响力排名前十位。

　　同时该报告指出，中国活跃智库日渐显现“新发展、新动态、新特征”三大特征。熊秋红认为，这些活跃的新兴智库将倒逼社科院强化智库建设，在国内形成有效竞争与激励，从而实现优胜劣汰。

　　韩伟认为，正因为包括社科院在内的不少智库影响到政府政策、法律的制定，相关政策法律的制定又直接影响部分企业的经营，使得部分民营财团热衷于资助智库建设。这也对智库研究如何吸引外来资助与保障研究自主性、如何在生存保障和社会公平性方面保持平衡提出了新要求。

　　刘长秋对此持相同观点，但同时指出，民营财团参与智库建设“也可能有一些公益的目的”以及“在其开展经济活动中会需要民间智库向其提供决策咨询建议”。

　　熊秋红认为，此次国家以文件形式公开支持智库建设，对社科院智库建设是机遇也是挑战。

　　刘长秋解读称，这是对社科院以往工作的肯定，可能会成为社科院进一步加强智库建设、发挥其决策咨询优势的重要契机。同时，社科院在智库建设中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也可能促使党更加重视社科院建设，从而加大相关财政支持，改变其研究人员收入偏低的现状。

　　韩伟认为，《意见》清晰地指明了各级社科院的发展方向。一是社科院的任务是成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二是明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地方社科院的分工职能。

　　孙蔚表示，《意见》将产生三大影响：一是将对今后社科院的发展起到推动和规范作用；二是规定了今后社科院的建设和发展要围绕党和国家建设大局，以为党和人民服务为己任；三是可能加大对社科院决策咨询服务的扶持力度。

　　然而，在国家智库建设中被称为“顶天立地”的社科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方面社科院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人民群众依然对其工作感到陌生；另一方面，考核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有的社科院为获得领导批示而走向“批示”异化，其决策建议没有真实反映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