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非政策传声筒

中国智库需要全球视野  强调独立性、专业性和学术性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发布，被观察家们视为中国智库已步入战略发展阶段的标志。但数量居全球第二位的中国智库现状堪忧，尤其是民间智库的发展更需激活。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从“官邸制”到“单独二孩”制，中国许多重大决定的诞生，都离不开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力量。

    1949年11月，中国政务院设立参事室，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进行政策咨询活动，成为中国官方智库的“模板”。此后的60多年里，伴随着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环境变化，中国各个领域对决策和咨询有着巨大的需求，中国智库从萌芽时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无疑给中国智库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同时也激励更多的智库人员共同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方法。

 “想当参谋必须有独立意见”

    目前，全球智库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研究范围广泛，从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扩展到全面参与服务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生态、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而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是推动科研智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支撑。那么应该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强调的是“特色”和“新型”，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张效羽看来：“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根据中国问题考虑中国国情为中国利益服务，不是一味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将西方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用于服务中国发展。”张效羽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

　　“新型”强调独立性、专业性和学术性，智库建设的突出问题就是它的实用性。过去很多大学也搞智库，但它是研究理论问题，不是结合中国重大的实际问题研究对策。

　　张效羽提到，有些大学研究的问题往往只是解释当今的政策，变成了宣传部门，但智库不是宣传部门，不是说中央出政策去解释，它是围绕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前瞻性、独立性的专业研究。

　　也就是说，中国智库主要处理深化改革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搞抽象的学术研究，是针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生产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等实际问题进行独立性、专业化、前瞻性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也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智库不能简单成为政策的传声筒，而要成为政策制定或者对政策进行独立分析前瞻性研究的专业性机构，“你要成为领导参谋，就必须有独立性意见拿出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当前中国智库建设和决策咨询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是停留在一般数据分析、对策分析、预测愿望层面上，真正有助于实现决策精细化和科学化的大数据、云计算领域还只是一片空白。特别是官方智库要转向战略性、前瞻性、国际化问题研究，改变侧重解释和宣传的业务方向。

　　2014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

　　张效羽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问题。

　　“在发展功能定位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要服务于政府决策，积极行使建言献策的职能，同时还要在国际社会提升自身的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做到定位明晰，特色鲜明。”张效羽强调。

中国智库仍处初级阶段

　　与发达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目前依然处于初级阶段。1月22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分别排名第20、36和44位，是前50名智库中仅有的3家中国智库。而据国内首部智库研究著作《大国智库》统计，中国目前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95%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仅占5%，官方智库人员编制庞大。

　　这一现状也引来外界争议，中国的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

　　《大国智库》作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智库可以反映基层民主，很多智库来自草根和民间，增加了社会反映问题的渠道，但原来的智库不注重国际化，新型智库要加强国际影响力，要在全球治理事务中发出声音，传播政策意图，讲好中国故事。

　　在西方国家，智库都非常重视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传播政策理念。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多角度解读这一政策，缓解国际社会对美国不友好的政治意图的猜测，全面地传播了美国的政策意图。

　　对此，王辉耀说，智库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组织，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使其具备了影响官方决策的资本。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存在一些误解，智库组织，特别是民间智库，具备独立性、专业性等特征，在开展对外活动时能够避免政治色彩，客观传递信息，可以消除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发挥解惑、协商、合作的作用。

　　过去智库单一，政府的智库起主导作用，现在民间智库、高校智库、各类研究所等机构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智库的多元化也使得反映情况更全面。

　　但在王辉耀看来，中国在国际会议和国际论坛上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还很弱。“比如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作为国外智库，它不仅在本国设置论坛，还在中国天津和大连设置会议，而中国智库在国内设置议程权都比较小，还处在建言献策阶段，更谈不上到国际上设置议程。”王辉耀反问道，中国有什么会议在国际上叫得响呢？

　　习近平提出要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王辉耀也表示，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比较弱，与大国地位不相称，一个国家不能总是靠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来传达中国声音，民间公共外交智库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需要开放公共政策研究的市场，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

　　此外，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全球最为著名的智库，已发展上百年，人才积累丰富，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和管理机制、筹款机制，政府采用购买成果的方式激励智库发展，王辉耀认为，这都是中国智库比较缺乏的。

经费来源需要市场化导向

　　智库成立的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咨询研究服务，它需要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来维持智库的日常运转，具备不断生产出各种知识产品并推销其政策理念的环境。

　　张效羽认为，智库研究要获取资料和数据，而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还不太发达，如果没有一些人脉资源，民间想做智库在获取信息方面就非常困难，“所以民间智库不发达导致中国智库缺乏竞争。”

　　中国智库建设不是按照成果拨款，而是依据身份。“像官方智库可以拿到很多钱研究，但研究出什么结果也无所谓。实际上国外主要是购买结果，政府提出一个议题，谁的研究报告扎实可行，就把钱给谁。”张效羽表示，目前经费主要拨给官办智库，中国科研经费报销制度也需要改进。

　　比如政府给10万元经费，并不是因为你的研究报告比较好，10万元是作为办公经费拨出，只能报销必要的成本，像买书等，这也导致科研经费报销混乱。

　　在张效羽看来，所谓智库实际就是关于公共政策的咨询公司，国家要建立以研究成果为导向的智库，采用结果购买制度，向全社会公平招标，吸引社会都来竞争。按照市场化方法搞智库，水平就上去了。

　　目前，中国智库主要通过行政拨款获得经费，通过新型的社会募捐模式很少。

　　王辉耀称，中国企业家经过市场经济30年后有了捐建希望小学、捐款抗震救灾等意识，但捐智库的理念还很淡薄，“他们喜欢捐一条鱼，而不是捐一个钓鱼的方式。捐小学解决几百个学生学习问题，但捐一条好的教育政策建议可能惠及千千万万个希望小学。”

　　当然，这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没有企业家捐款，大部分智库资金来源单一的话，对智库发展是不利的。”他说。

　　特别是，智库建设门槛较高，既要了解政策，又要懂运营和管理，提出的政策能被政府关注和采纳，创办一个民营智库和创办一个民营企业差距较大，民营智库资金来源缺乏。

　　丁元竹也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国家可以建立智库协会，让智库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包括企业和公众捐赠，同时依靠智库所举办的公共活动吸引资金支持，允许智库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王辉耀建议，就像邓小平当年提出要发展民营经济来带动中国经济市场形成一样，要搞活中国政策研究和思想市场，也需要大力发展民营智库。民营经济可以为市场经济带来竞争，提高效率，同样，民营智库发展也能在中国智库领域引入竞争，发出更加多元化的声音。

　　“开放民营智库，实际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样不仅丰富传统上的国内民主党派的建言献策渠道，还可以使政府政策决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

    马庆钰也向记者强调，现在中国智库投入和产出差距比较大，只有官民结合紧密，才能促进中国智库水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