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丕峰：公益应该远离个人利益

11月19日上午9点，刘丕峰刚坐到办公室里，就看到一条新闻：检察官在一名副科级官员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刘丕峰叹了口气，笑着说：“上亿现金堆在房子里，非常考验我们的想象力。这么多巨富贪官，怎么就没想过做公益呢？”

刘丕峰是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站长，他拿上述巨额数字跟自己做了对比。从2007年工作站成立以来，律师们共为农民工讨回5000多万元。“跟上亿元现金相比，5000万块钱确实不多。有的律师代理一个标的数亿元的案件，就可以赚个百把万甚至上千万。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刘丕峰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当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时，人们心中的怨气就会升级，化为怒气，怒不可遏后便会成为戾气。“社会戾气非常可怕，它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对道德底线的突破，对正义的伤害，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所以刘丕峰认为，化解社会戾气的最好解药就是坚持公平与正义，这是一名律师的使命，也是他从事公益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7年来，刘丕峰开除过3个律师，其中一个律师是因为收了农民工200元路费，还有一个是吃了农民工一顿饭。在刘丕峰看来，专职公益律师必须远离个人利益，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否则，就不要从事这个职业。因为公益一但沾上个人利益，便会成为某些人的获利工具。

专职做公益

“不能说大律师挣钱多，就必须让他回馈社会，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目前我国的公益行为基本是由个人喜好而决定的。”

说起刘丕峰，不得不提佟丽华。2005年，佟丽华在北京创建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该站通过热线咨询、来访接待来信处理以及网络答疑等方式为农民工服务。

为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2006年底，佟丽华想在全国建一批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刘丕峰毫不犹豫地揽下了这个活儿。在此之前，刘丕峰的律师事务所主要承接的是国际贸易、公司证券、金融投资和房地产的业务。当时，公益律师还很新鲜，为农民工服务需要多大成本。能产生多大效果都不清楚。因为这个工作站，刘丕峰和合伙人产生了分歧。

在合伙人眼里，替农民工维权既要花钱又对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增长没什么实际帮助。但刘丕峰认为，律师是一种社会角色，代表公平和正义，应该发挥自身作用。他说，“全国开我这样的车、住我这样的房的人，不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吧？当然这些是靠自己努力挣来的，但也是社会给你的，反过来为社会做些公益是应该的，不能有利益在里面。”为一心一意做公益，刘丕峰最后说服合伙人，不惜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事务所的食堂腾出来给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办公。

这7年下来，工作站的墙壁上挂满了农民工送来的锦旗和牌匾。刘丕峰告诉记者：“农民们很朴实，律师们不收钱、不接受吃请，他们就只能送锦旗以表谢意。如果再送的话，就只能用储物箱装了。”

刘丕峰成为佟丽华的“追随者”后，开始把律师提成制改成工资加奖金，并大规模招聘实习律师从头培养。他说，年轻律师刚入行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接触这些社会最底层的案子后，他们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这是每个律师必须具有的。目前，维权工作站的援助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的维权也被纳入其中，更为棘手的环境污染受害者也加入了进来。“除了20岁到60岁的城市男子，其他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援助对象。”刘丕峰说。

现在，工作站配有6名专职公益律师。据介绍，站里运营资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拨款，其余则由刘丕峰个人承担。

资深律师李强自2007年就加入了农民工维权队伍中。2004年李强从兖矿集团一个煤矿的工会来到刘丕峰的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专职律师。“当时在金融投资部，日子过得相当舒服，可是总觉得法律的目的和律师的实际行为背道而驰了。可以说为了代理费，很多人都违背职业道德，学习法律的最初信仰淡化了，主要就变成了忽悠当事人的钱。”

刘丕峰说，现在律师见面就问赚了多少钱，为何见面就要问工资多少，赚了多少钱呢？能力大小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他看来，律师不是商人，不能单纯地追求钱财，它承担着不一样的社会责任，所以其社会责任感远比赚钱能力重要。

2012年，刘丕峰和李强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我们的公益故事》。在这本书中，他们记录了21个亲自维权的公益故事。受援的有未成年人、老年人，有农民工、残疾人，也有大学生、环境污染受害者。据统计，有4万余名农民工从工作站免费法律咨询中获得过帮助，切实维护受援助人利益有5000余万元。刘丕峰说，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工作站，他亲自跑报社、电视台，顺便也成了媒体的老朋友。现在，他还是会深入到工地、劳务市场、学校进行普法宣传。

把民间公益做大做强

“成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只是公益大厦的第一层，接下来我要收集更多数据，研究如何给政府提供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自刘丕峰踏上公益路后，他进京学习的次数越来越多。佟丽华也经常找刘丕峰谈公益经验。

“我们两个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刘丕峰坦诚地说，“佟丽华通过自己的力量，已将公益事业发展成体系、发展成规模了。”比如，他先后建立了农民工普法学校、自编农民工普法手册，后来还成立了农村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为推动普及农民工权益法律和政策的健全和完善，佟丽华着手对大量案件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编辑出版了《如何签订劳动合同》《如何追讨欠薪》《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维权案例精析》，还编写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年度报告》等，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刘丕峰说，他也照着佟丽华的公益模式在2012年成立了山东舜天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至于研究成果，刘丕峰直摇头，至今只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古代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读本。他告诉记者，研究中心遇到了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专业人才。他说，若要将这些年维权工作站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解读，需要专业人才做支撑。“有哪个博士愿意到我这个地方来呢？一是身份和地位非常尴尬，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研究机构，二是单靠我个人力量，也请不起这些博士。”

刘丕峰非常羡慕佟丽华拥有强大的人才资源，而济南的人才优势是无法与北京媲美的。他说，山东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的工作只是公益大厦的第一层。随着维权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他发现公益做得越深，就越能推动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如何将民间公益做大做强？刘丕峰给记者描绘了一个蓝图：他将从多年维权实践中收集更多数据，研究如何给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他说，民间公益亟须政府引导，而且应该通过立法手段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个人善举的影响力太小了，比如一个人看到一个乞丐，丢一个馒头给他，这是公益。一个孩子没钱坐公交车，我给他几块钱，也是公益行为，但这些行为不过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社会风气。如何鼓励更多人来参与公益事业，鼓励更多公益人走得更远，需要政府放开准入门槛，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在刘丕峰眼里，律师是个特殊群体，都有着相当高的学历，许多属于社会精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律师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非常重大，律师在从事法律服务的过程当中，要自觉地、主动地承担起责任来，积极主动参与到法律服务中来，加快国家法治建设进程。

一直以来，刘丕峰把自己所做的公益称为“法律帮助”，区别于官方的法律援助。他的理想就是把法律服务的门槛降得更低，帮助更多老百姓找到正确的维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