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煌雄：“我不是临时工”

    一年前，一个叫魏煌雄的大学生，曾致信人社部要求公开“临时工”信息，引发了舆论的持续关注。如今，各地的“临时工事件”愈演愈烈，他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2013年6月13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收到了一封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我国“临时工”的定义与现状。发来这封申请的，是浙江理工大学法律专业的大二学生魏煌雄。

    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直接致信国家部委要求公开信息，这引发了舆论的持续关注，而他所申请公开的“临时工”信息，也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

    时隔一年多，当近日“武汉城管将卖菜老人拖行数十米，官方称肇事者是临时工”的新闻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时，“临时工”的生存与命运又一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国家究竟怎么看待、规划“临时工”的出路？当年魏煌雄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追问人社部

    在人社部收到那封公开申请函的5天前，也就是在魏煌雄刚刚寄出这份申请的时候，“临时工”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国内舆论场上的焦点。

    魏煌雄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正是由于近年来先后出现的“临时工问题”，引发了他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暴力执法的是临时工，强制拆迁的是临时工，上班打游戏的还是临时工，你会发现，所有令人发指的案件责任人，到最后都变成了‘临时工’，这种语境下，谁都知道临时工是变味的临时工。”

    面对一个又一个临时工的“错误”，魏煌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出事的总是临时工？临时工在法律上有什么定义？我会成为一个临时工吗？

    2013年6月初，一起延安市“临时工城管”踩踏商贩头部事件的持续发酵，让魏煌雄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他决定基于学术研究的理由，以一个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身份去申请信息公开。

    “漏洞就在那边，人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不要说你是一个法律人，你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都想走上前问个究竟！”魏煌雄说。

    在追问人社部并为“临时工”正名的斗争中，魏煌雄并不是孤军奋战，几个一起做法律援助的志愿者成为他的高参和支持者。他开始提出向人社部申请公开信息的时候，曾引发几个同伴对于未来的担忧。

    魏煌雄坦言：“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没底，也是有所担心，万一事态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该怎么办？”

    关于这个事情做不做、怎么做的问题，魏煌雄和几个伙伴商量好久。最终，魏煌雄还是决定去试一试。在他看来，至少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值得去做的。

    于是，几个人一起商量怎样去提交申请，在权衡了发微博、行为艺术、新闻报道等方式之后，最终确定了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追问人社部关于临时工的管理与规范。

    “临时工”的定义是什么？我国行政部门中有多少“临时工”？这是他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上要求公开的内容。

    魏煌雄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在刚开始着手准备对人社部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魏煌雄周围的亲友们并不知情，后来媒体报道了，身边很多人就知道了他在做的事情。他所在学校的老师、同学和朋友，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是有的。魏煌雄说：“会有人基于好心或者说以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说不要这样，这样以后对自己不好，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何苦自己折腾自己。”

“形式主义”回函

    向人社部提出的问题，经过了魏煌雄的精心设计。除了出于法学专业角度和技巧去考量，还要从法律逻辑思维出发，让问题的回答更具有直观性和价值性。

    “临时工出事的这么多，那么弄明白什么是临时工？临时工有多少？这样我们才有心理准备，才会信服，下一个暴力执法人员、下一个滥用职权人员、下一个玩忽职守人员是不是临时工！”

    魏煌雄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之前他曾经代理杭州“转折号”诈骗案和“E科斯威”传销案，那时候他就曾经多次使用申请信息公开来争取权益，在这方面也吃过很多亏，此次申请汲取了以前的教训。

    魏煌雄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提问数量上面，设几个问题也是非常讲究的。

    之前，他会提很多个问题，但是被申请单位故意避重就轻地回答了其中可有可无的问题，或者干脆对一些逻辑上有问题的提问进行搪塞。如果问题只提一个，实际意义也不是很大，不具有明显针对性。所以，他就基于逻辑关系提出了以上两个问题。

    接连发生的“临时工犯错”问题，让公众将临时工与“替罪羊”“挡箭牌”画上了等号，这是大众对于“临时工犯错”的深刻理解，魏煌雄手绘挡箭牌的点子也是自此而来的。

    他向隔壁宿舍借了一件准备丢弃的白色衬衫，找来了画笔和颜料，几个人在宿舍开始进行DIY创作，制作了那个手绘的“I’m not 临时工”衬衫。

    “那时还有很多好玩的想法，比如插上筷子什么的，还准备了安全帽，不过第二天要去投递的时候，大家心里难免忐忑，安全帽也忘带了，插筷子也太麻烦算了。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公众看到的样子。”魏煌雄说。

    这种以“行为艺术”方式吸引关注的方式，并不是他第一次尝试。之前代理案子的时候，他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行为艺术”。

    魏煌雄告诉记者：“在处理一个案子的时候，公安局在一些问题上踢皮球、有意拖延，我们就干脆叫上媒体一起去，然后给他们送皮球去，看他们还踢不踢。”

    在法规规定的15日回复的最后期限前一天，人社部给魏煌雄提出的问题做出了答复。回信中称：“我国现行有效的行政机关人事管理法律法规不存在关于临时工的定义，没有相关统计数据，公务员人数可在我部门户网站和公务员局门户网站查询。”

    对于人社部的回函，魏煌雄表示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对于临时工没有定义他事先也是有所预料的。只不过，这样的回答却是有些“形式主义”，并不能令他满意。

成长中的代理人

    魏煌雄认为，申请信息公开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该事件本身，通过这个公民行为，让大家找到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去进一步了解临时工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对临时工的定义。

    在魏煌雄看来，允许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这本身就是民主法治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进步，是维护公民权利的一种体现，是阳光执政的一种有效践行，它需要公民与政府互动沟通，这样的良性沟通才真正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其实，如果不去正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临时工’，尤其是想进编制但又因为某种原因进不去的那些大学生。”魏煌雄说，之所以制作那个带字的衬衫，就是基于对自己和同龄人命运的思考。

    “真正调查后你会发现，原来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干的活总是最苦最累，有什么事情他们总要站在最前面，出什么问题，他们总要背黑锅丢饭碗，他们在单位没地位没尊严，很容易成为公众的发泄口，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魏煌雄认为，社会现状相比一年多之前还是有一点进步的。临时工“惹事”的减少，要归功于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同时整个国家和公民的法律意识越来越高。

    2013年7月，新的劳动合同法修正出台，彻底废除了“临时工”，通过《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把临时工归纳到劳务派遣中，这改变了临时工的法律地位与定性问题。

    在这次沸沸扬扬的信息公开申请之后，魏煌雄陆续接到了一些关于这个群体的求助信，而且绝大部分是跟国家机关有关的。他联合几个律师和NGO组织进行调解，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他觉得还是不尽如人意，有的证据不足，有的甚至连当年工作的部门都已经被撤销，维权难度特别大。

    从大一下学期代理第一个案子，走到今天，魏煌雄已经代理过很多知名的案件。在他看来，这些经历，让他有别于同龄人、同专业的人，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社会现象，承受了别人没有承受的压力。

    “总而言之，我特别感谢那段精彩的经历，正是这种经历，我才能更加多维度去看人生、看生命。”魏煌雄说。